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国际商贸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８年第１４期５０㊀㊀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㊁政治㊁法律的视角曹㊀悦(广西大学商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０)摘㊀要:将东道国环境制度分为３个因素:经济制度环境㊁政治制度环境㊁法律制度环境,分别探究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根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５４个国家的区位分布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修正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制度环境对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呈现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样本呈现正相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可能与金融危机背景有关.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偏好政治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但在法制方面,中国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法制和产权保护偏好.关键词:制度环境;O F D I ;区位选择;面板模型中图分类号:F ７４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d o i :１０．１９３１１/j．c n k i ．１６７２Ｇ３１９８．２０１８．１４．０２４１㊀引言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 F D I)取得了快速发展.据２０１７年发布的«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达１９６１．５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而存量达１３５７３．９亿美元跃居第六.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八成以上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而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占１４．１％.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家,而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面对海外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国家,跨国经营更容易遭受风险,区位选择作为我国企业投资的一项重要决策,势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发展.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的区位选择时,不可避免的需考虑国外制度环境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视角看我国的投资区位选择已经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P e n g (２００８)认为制度环境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差异,并且其对国家间的投资流向有一定的影响.宋泽楠(２０１３)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一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是影响我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是影响具体表现为正向还是负向仍未有一致的意见.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认为将制度环境细分为经济㊁政治㊁法律三方面因素,详细考察其对中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对指导中国企业区位选择投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２㊀文献评述学术界关于制度环境与母国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部分学者从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来看其对母国区位投资的影响,如D u n n i n g (２００６)认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可以从政治㊁经济㊁法律等多方面界定,且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张昀㊁李胜兰(２０１１)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东道国法律制度对于母国区位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地方性法律和政府规章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外资;一部分学者从母国企业类型出发来分析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之间的影响,刘凯㊁邓宜宝(２０１４)选取了１０年间中国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构造引力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双方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B u c k l e y 等(２００７)认为中国的风险规避型的企业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呈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分析,岳咬兴㊁范涛(２０１４)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选择更偏好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另一方面与中国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也更容易吸引中国投资.王恕立㊁向姣姣(２０１５)利用了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母国的投资动机出发,研究表明,母国在投资规模方面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而在投资选择方面则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陈培茹㊁冼国明等(２０１７)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选择存在 制度激励 和 制度逃逸 的现象.关于中国更加偏好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还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这一问题尚未在学术界形成统一的结论.这或许与研究的视角和对制度环境的界定不同.基于以上前人的研究,本文将以细分后的制度环境为切入点,分析发达国家㊁发展中国家及全球面板的数据,力求更加深入的从多方面探究制度环境对中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３㊀模型㊁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３．１㊀计量模型的构建T i n b e r g e n (１９６２)提出引力模型可以作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基本工具,基本模型为:l n F D I i j ＝A ０＋A １G D P i ＋A ２G D P j ＋A ３D I S i j ＋μi j (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两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等作为变量纳入模型,介于空间距离是一个常数,在构建模型时排除了这个指标.另外,本文将制度环境分解为三个因素,分别是经济制度环境㊁政治制度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以求更加完善的分析影响区位选择的制度环境因素.以下是本文建立的修正的计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８年第１４期５１㊀量模型:O F D I i t ＝α＋β１G D P i t ＋β２F G D P i t ＋β３E i t ＋β４G i t ＋β５L i t ＋μi t (２)其中,变量下标i 表示不同国家,t 表示年份,μi t 表示随机误差项.３．２㊀变量与数据说明由于对外直接投资(O F D I )的存量数据比流量数据更能有效反映各变量对O F D I 的长期影响,因此将O F D I 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G D P ,表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F G D P ,表示东道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制度环境(E ),用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i n d e xo f e c o n o m i c f r e e Ｇd o m )表示,以此代表地区的经济制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得分越高则表示该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越高;政治制度环境(G ),用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指数表示,以此代表地区的政治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T h e W o r l dG o v e r n a n c eP r o je c t ).得分越高则表示该地区的政治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环境(L ),用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指数表示,以此代表地区的法律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每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法律完善度(r u l eof l a w ).得分越高则表示该地区的法制越完善.此外,本文选择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考虑到资本外逃因素,本文暂不将中国香港㊁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或离岸金融中心包含在样本内.同时基于数据的真实可得性,本文删除了连续３年以上核心变量缺失值的国家.最后获得了５４个国家的观测值,其中发展中国家３６个,发达国家１８个,时间跨度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共计９年.４㊀实证检验本文采用S T A T A １３．０,估计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５４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H a u s m a n检验结果证明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１.表１㊀模型估计结果变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G D P ４．５５１∗∗∗(５．７４)２．５５２∗∗∗(７．２５)２．８０３∗∗∗(７．８６)F G D P ０．４６４∗∗∗(８．６７)０．１５８∗(２．４２)０．４２９∗∗∗(１１．４１)E －２０４４１．８(－１．８１)９７４３５．７(０．２７)－６３７６５５．９(－１．４９)G －６６７４７８．７∗∗∗(－３．５９)－２１４６８７．１∗∗(－３．１０)－３２２８６０．７∗∗∗(－４．０２)L４１４４５６．９(０．９５)１８５０６９．８∗∗(２．８６)２２１９１９．６∗∗(２．６２)R －s qu a r e d ０．８６７０．７５２０．９２３F 值３６．３９５２８．１８６６５．８９０F 值(P r o b )(p ＝０．０００)(p ＝０．０００)(p＝０．０００)㊀㊀注:括号内为t 统计值,∗㊁∗∗㊁∗∗∗分别代表在１０％㊁５％㊁１％水平下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 ２值都在７５％以上,说明回归结果较理想.从全球样本看,中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１％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明显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制度因素,从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来看,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来看,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本研究认为在经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工资体系较为完善,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但经济制度并不是抑制中国对其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对于政治制度因素,从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来看,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将对中国投资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中国相对偏好监管较弱的国家进行投资,且政治制度是影响中国对其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法律制度因素,从全球样本与发展中国家样本来看,东道国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不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法制保护和产权偏好.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法制情况更为关注.相较之下,发达国家的法制情况对中国选择投资的影响较低.５㊀结论与建议本文从制度环境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并通过收集中国对外投资数据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３个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经济制度环境对全球样本和发达国家呈现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呈现正相关,这或许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成本较高(诸如劳动力价格)有关.除此之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和地区加强了对当地经济贸易的干预,使得经济自由度下降.其次,政治制度环境对样本均呈现负相关,这或许是由于大力实施 走出去 战略的背景下,国内企业竞相选择对外投资,更多地表现为对较差政治制度环境的偏好扭曲.最后,从法律制度环境分析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具有一定的法制和产权保护偏好.这里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两点建议:(１)对企业而言,在制定跨国投资的决策时,应该根据自身性质选择相应的东道国,并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作为成本分析和效益分析的重要考量.利用好具有促进作用的制度因素,适当规避具有阻碍作用的制度因素,此外,企业对较差制度环境的偏好选择只是暂时的策略,需做好措施应对较差制度环境可能存在的运营风险.(２)对政府而言,在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需肯定该战略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品牌战略与电子商务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８年第１４期５２㊀㊀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重点项目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开平为例 (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１１８３２０３８)的成果.作者简介:安帅(１９９５－),男,汉族,河北唐山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与农村经济;赵冲(１９９５－),男,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周颖磊(１９９５－),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另一方面需引导企业避免盲目竞争,出现偏离企业自身能力的投资现象.最后,政府需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的对外投资环境,通过积极的政治经济外交手段,降低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的运营风险.参考文献[１]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Ｇ３５．[２]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Ｇ１１２．[３]郑展鹏,刘海云．体制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J ]．经济学家,２０１２,(６):６５Ｇ７１．[４]邓明．制度距离 ㊁示范效应 与中国O F D I 的区位分布[J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２,(２):１２３Ｇ１３５．[５]陈培如,冼国明,马骆茹．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２):５０Ｇ６１．[６]邓新明,许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３)．[７]刘凯,黄汉民．政府管理效率与跨国公司投资基础设施 来自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２０１２,(４):１１Ｇ１８．[８]张昀,李胜兰．法律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J ]．南方经济,２０１１,２９(７):２５Ｇ３２．[９]姜建刚,王柳娟．经济制度与O F D I 的关系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１):５９Ｇ６５．[１０]周建,肖淑玉,方刚．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 D I 的影响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０,(７):８６Ｇ９３．[１１]B u c k l e y PJ,C r o s sSLA R ,T a nR H ,e t a l ．H i s t o r i c a n dE Ｇm e r ge n tT r e n d s i nC h i n e s eO u t w a r dD i r e c t I n v e s t m e n t [J ]．M a n Ｇa ge m e n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R e v i e w ,２００８,４８(６):７１５Ｇ７４８．[１２]D u n n i n g JH ,L u n d a nS M．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n d t h eO L I p a r a d i gm o f t h em u l t i n a t i o n a l e n t e r pr i s e [J ]．A s i aP a c i f i c J o u r n a l o fM a n Ｇa ge m e n t ,２００８,２５(４):５７３Ｇ５９３．[１３]F i d r m u c J ,F i d r m u c J ．D i s i n t e g r a t i o na n dT r a d e [J ]．R e v i e wo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c o n o m i c s ,２００３,１１(５):８１１Ｇ８２９．[１４]M e ye rK E ,E s t r i nS ,B h a u m i kS K ,e t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R e Ｇs o u r c e s ,a n dE n t r y S t r a t e g i e s i nE m e r g i n g E c o n o m i e s [J ]．L s e R e s e a r c hO n l i n eD o c u m e n t s o nE c o n o m i c s ,２００９,３０(１):６１Ｇ８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研究以回族聚居村为例安㊀帅１㊀赵㊀冲２㊀周颖磊２(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２;２．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００)摘㊀要: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将有效支撑乡村振兴,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需要政府㊁电商企业和农产品生产企业共同发力,以渐进的模式逐步完善内外部环境,引导农产品与电商平台的结合.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 夏庄村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发展电子商务的可行性和优势条件以及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完善其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具体对策,并得出发展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启示.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电子商务;回族聚居村中图分类号:F ４９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d o i :１０．１９３１１/j．c n k i ．１６７２Ｇ３１９８．２０１８．１４．０２５１㊀引言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对 三农 的不断重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成为了政府和电商企业关注的重点,农村电子商务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传统交易模式,也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作用.虽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㊁前景乐观,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完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均未成熟,政府㊁电商企业和农产品生产企业亟需在转变传统观念㊁扩大农产品有效供给㊁完善基础设施和引进电商专业人才等方面多管齐下,促进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２㊀夏庄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可行性分析及优势２．１㊀农牧业稳定发展唐山市夏庄村位于冀东平原和环渤海地区,其气候㊁降水㊁土壤和地势十分适合玉米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农产品年产量高,形成了优质的粮油产业.夏庄村作为唐山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区畜牧业发达,鲜肉类产品产量高,是唐山市优质的规模养殖基地和禽畜产业带,夏庄村肉牛屠宰厂占地３０亩,年屠宰能力８万头,是当地最大的牛羊肉集散地,全村有奶牛存栏３０００头,现已实现奶㊁肉牛网上交易,年交易量１０万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第一节引言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重要吸收国。

不仅如此，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快速融合也使中国成为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来源国[1]。

中国OFDI的初始规模非常有限，但在过去十年间迅速攀升。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Voss et al.，200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0a）的报告称，中国在未来三年内将发展成为最具潜力的OFDI来源国。

实际上，截至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OFDI来源国。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属于五大海外投资国之一，占各国对外总投资的5.1%（MOFCOM，2009）。

图5-1展示了中国OFDI的激增过程：从1991年的9.13亿美元戏剧化地增长到2009年的565亿美元，再持续增长到2012年的880亿美元。

同时，中国的OFDI存量从1991年的54亿美元也增长为2009年的2458亿美元。

图5-1 中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值本章主要分1991～2003年和2003～2009年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OFDI的发展情况。

[2]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那时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致力于中国海外业务的发展。

中国OFDI制度从中央审批体系逐渐演变为一个更加透明和自由的体系。

[3]Cheung和Qian（2009）指出，政府不仅将OFDI的决策过程从政治导向体系变为经济导向体系，而且将审批权力向地方政府下放。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了经济扶持。

快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国际合作。

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对OFDI的补贴是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尤其是在自然资源领域（Xiao and Sun，2005；Yao et al.，2010；Yao and Sutherland，2009）。

影响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环境因素有哪些投资环境优劣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投资投资环境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指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各种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因素的综合体。

它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动态性特征。

一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与政策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子系统。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的投资。

自然环境这是一个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环境要素。

项目投资的地理位置是否优越，关系到项目地点与市场的距离，资源供应的遍历等重要方面，这对于降低经营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

选择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投资者的普遍愿望，因此成为影响投资的一个因素。

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示器。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表明良好的综合经济绩效和较高的购买力，而且也隐含这较高劳动力素质、先进技术相联系的较高的生产率、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好的综合投资环境。

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即经济环境是影响外商投资极为重要的因素。

如果市场拥有庞大的消费规模、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水平、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则更容易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政治环境政治环境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首先要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这对于外商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要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政府能够加快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与市场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外资管理体制，降低外资进入的交易与制度成本，加快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配套产业发展，并且政策能够长期稳定的贯彻下去，那就会形成吸引外资的良性循环。

政府也可以给予外商适当程度的税收优惠，以更大程度上鼓励外商的进入。

文化环境投资者在某一地点投资必然要与当地居民发生联系，两者在文化习惯上的不一致也会影响到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投资失败。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中国是近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不断提高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尽管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并未放缓，尤其是一些着眼长远发展的跨国企业，仍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资源的跨国配置、风险的分散化、市场的扩张等目标，以维持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然而，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

其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

企业的异质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行业、规模、年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方面，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

因此，针对企业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和特点，还能为企业在选择投资目标国家和地区提供可参考的信息和建议，维持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本论文旨在研究中国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和趋势，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 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企业异质性对其区位选择行为的相关理论，分析企业异质性如何影响其区位选择行为。

3. 构建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选取适当的因素，并进行实证研究。

4. 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论文采用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深入分析企业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剖析和解释。

三、预期研究成果通过本论文的研究，预期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1. 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特点和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决策提供参考。

2. 系统梳理企业异质性对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从实证角度验证企业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年，对外投资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对外投资开启了一个新的战略平台。

另外，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修订出台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同年9月，国家商务部修订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两个办法的实施大幅提高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权限，确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那么在“一带一路”大战略背景下，为了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中国企业将如何进行投资，成为我们现在亟需讨论的问题。

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现状“一带一路”以中国为东部起点，一路向西，北端直到西欧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的64个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强劲，2013年，GDP 超过5000亿美元的国家有6个。

1.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总量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FDI 流量增速放缓，但中国从2008年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则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体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1.9935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35.8177亿美元，增长了60多倍。

但是其投资规模仍然较小，直到2012年才超过100亿美元。

另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流量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并不大，2010年之前（除2007之外），其所占份额远远低于10%，直到2010年其所占比重才开始超过10%。

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亚洲和欧洲一直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地，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所囊括的国家都位于亚欧两大洲，下面我们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具体流向进行分析。

根据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发布的数据计算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可以知道，我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自2008年起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这跟地缘优势和相互间的优惠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冯燕妮【摘要】In recent year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it has its own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re arefew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deci‐sive factors of China’s FDI .T his paper suggests some hypothesis mainly according to theoretical literature and collects China’s FDI data in 15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8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3 to establish the panel data model .By verifying the 7 factors with theregre ssion model ,this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s FD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DP ,CPI ,openness and currency devalua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有其自身的地区分布特点。

但学术界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文章并不多，本文主要根据理论文献提出假设，收集了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在15个发达国家和18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对7个因素进行回归模型验证，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放性和货币贬值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程惠芳　阮　翔*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

结果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

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　引力模型　区位选择 *程惠芳、阮翔: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杭州朝晖六区　310014　电子信箱:chf@ 。

该论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373036)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合理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阶段等具有很大的差异,目前并没有一种普遍适用于世界范围的合理解释以及能预测所有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外商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方面,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策因素,或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利用系统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揭示外商投资与各种区域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本文选取与中国具有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以及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商贸1702012年7月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晋燕燕摘 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位选择，制度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制度基础观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07(b)-170-0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从2003年开始高速增长，年规模急速扩大，进入“跃升式”发展通道。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到2010年末，中国已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

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区位因素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呢？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非制度因素，如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及资源、原材料成本，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等)、基础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及其他配套服务等)和地理因素(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及社会文化差异等)。

制度基础观已成为战略管理的第三个重要研究视角，然而国内学者从制度观视角考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还不多，并且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方面的制度，如政治制度、文化差异等，不能从系统上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进行阐述。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具体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随着全球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种投资形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包括资源获取、市场拓展、技术提升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

首先，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

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储备，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进入新的市场，降低市场风险，实现更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中国制造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

另外，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制造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首先，亚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可以更好地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和市场。

其次，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也成为中国制造业投资的热门目的地。

非洲国家相互之间贸易规模较小，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同时，非洲的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对中国制造企业的投资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拉丁美洲地区也成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

拉丁美洲的制造业发展相对较早，工业基础较为完善，同时拥有相对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制造企业进行投资。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因素厦门大学经济学系黄梅波《国际经济合作》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到北转移的趋势。

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效果、政策因素、地理位置及文化联系五个角度，本文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50亿美元之巨，到90年代末期，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英国的第三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

截止2002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05180个，合同外资金额7892.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98.02亿美元(外经贸部外资司统计)。

趋势和区位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这些华人资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

广东福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加上地理位置优越，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198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就占73.42％。

90年代以来，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日渐形成，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场。

与港澳台投资企业相比，虽然欧美日在华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

上海作为我国传统的沿海工业发达城市，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在1990年国家对浦东新区进行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大量技术、资金密集型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进入，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个高潮。

CATALOGUE目录•引言•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挑战与对策•研究结论与展望01引言Chapter研究背景与意义0203研究内容与方法选取典型案例，深入探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效果。

利用相关数据和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

梳理相关理论和政策，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

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探讨其区位选择及绩采用文献回顾、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02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Chapter经济增长对外投资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升级对外投资国际贸易摩擦与对外投资国际贸易摩擦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环保壁垒，以及反倾销等贸易摩擦问题。

对外投资为规避国际贸易摩擦和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制造业企业逐渐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通过在目标国家或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企业可以获得更稳定的原料来源、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先进的技术支持，同时可以绕过国际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03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Chapter原因东南亚国家具有较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开放的投资政策，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策略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

同时，可以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投资于东南亚国家的原因与策略投资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原因与策略010*******投资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与策略010*******04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Chapter提高国内产业升级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对投资国经济的促进效应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效应促进当地产业升级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为当地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投资区位，成为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联动效应。

文章将系统梳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和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QCA方法，构建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

结合实证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和优化，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的理解，也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可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区位选择不仅关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与否，也是决定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深入探讨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有文献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投资理论的宏观因素分析，如政治风险、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二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微观因素分析，如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所有权结构等。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即不同层面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QCA方法以案例为导向，强调对案例的深入剖析和比较，能够更好地揭示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