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_苏珊_巴斯奈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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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回复标题:深入探讨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理论一、引言翻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其发展与深化离不开众多学者的贡献。
其中,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全球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详细探讨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理论,包括其主要观点、方法以及对翻译实践和教学的启示。
二、巴斯奈特的翻译观巴斯奈特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她的“文化转向”理论中。
她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巴斯奈特看来,每一种语言都是其所属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词汇和语法的对应,更需要理解和传达源语文化中的深层含义和语境。
三、巴斯奈特的翻译方法巴斯奈特倡导的是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方法。
她认为,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尊重并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特性。
同时,翻译者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以便在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或表达方式时,能够通过创新的方式传递原文的信息和情感。
四、巴斯奈特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巴斯奈特的翻译理论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它提醒翻译者重视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避免简单的字面翻译导致的文化误解或信息丢失。
其次,它鼓励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新和灵活的翻译策略,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蕴和风格。
在翻译教学中,巴斯奈特的理论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文化视角理解和分析文本,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创新思维。
同时,通过实践巴斯奈特的翻译方法,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技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五、巴斯奈特翻译理论的挑战与反思尽管巴斯奈特的翻译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质疑。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过度强调文化因素可能会忽视语言本身的规律和特性,导致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受到影响。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 Art 2021年3月20日Mar.20, 2021第41卷 第3期Vo1.41 No.3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1.03.025苏珊·巴斯内特的翻译论及其翻译贡献徐继菊 杨 柳(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37001)摘 要: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主张从文化历史视角进行翻译,是文化翻译学派的典型代表。
她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翻译研究、女性戏剧、女性作品等。
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巴斯内特认为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和单位;在文化翻译中她认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就像肌体与心脏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使彼此生命延续不断;翻译学的三种重要模式——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都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苏珊·巴斯奈特;翻译理论;翻译贡献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853(2021)03-0066-02一、几点翻译理论(一)可译性苏珊·巴斯内特认为文本具有可译性,各国文化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异也有其共性[1]12。
她认为各国文化之间的语言共性大于差异,语言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具有特定的功能。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语言是可译的,但这种可译性具有相对性,完全对等的翻译几乎不存在。
(二)内容与形式在巴斯内特看来,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应该保持统一,文学翻译也是如此[1]13。
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应当保留源语纯正的味道。
文学翻译尤其应当在重视翻译语言意义的过程中着重关注翻译形式,以保证文本翻译在传递言语意义的同时,照顾到该源语的文化背景,从而保证翻译出精髓。
(三)功能对等巴斯内特提出“文化功能对等”。
2019年4月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2期Apr.2019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36 NO.2doi : 10.3696/j.issn.1672⁃0598.2019.02.017∗[收稿日期]2018⁃05⁃25[作者简介]陈丕(1972—),男,江西宜春人;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史之文化视角透视———苏珊·巴斯奈特翻译史研究思想述评∗陈 丕(陆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重庆400038)摘 要:作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一直很重视翻译史的研究,其独特的描述性眼光和文化研究视野,使翻译史研究摆脱了机械教条式的分期研究模式,把研究者的目光从翻译过程本身投射到与翻译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和领域上来。
文章从翻译史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三个方面对巴斯奈特翻译史观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巴斯奈特翻译史研究的文化视角及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珊·巴斯奈特;翻译史;文化翻译观;翻译理论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9)02⁃0116⁃06 1990年,由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弗威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翻译研究取得了又一次突破性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文化学派。
2002年推出的《翻译研究》第三版修订版更是成为研究“文化学派”的必读之作。
她不仅界定了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而且提出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理念。
在当时整个翻译研究基本还局限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中的学术语境下,巴斯奈特倡导用描述性的眼光看待翻译史和历史中的翻译现象,开创性地提出将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研究纳入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倡导对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关注,力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为目的语系统接受。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一、本文概述《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这篇文章旨在深入解读和探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奈特是当代翻译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她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文化翻译观强调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
本文将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出发,分析其理论内涵,探讨其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启示,以期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有所帮助。
文章将首先介绍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核心思想,包括她对翻译的定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论述。
接着,文章将分析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质量的评估等方面。
文章还将探讨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包括推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促进翻译理论的创新以及提升翻译学的学术地位等方面。
通过对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全面解读和分析,本文旨在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和作用,指导翻译实践者更好地应对翻译中的文化挑战,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翻译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概述苏珊·巴斯奈特,作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人物,她的文化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流。
在她的理论体系中,翻译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技巧。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它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她主张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尊重并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她强调,翻译的目标不仅仅是让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更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原文的文化魅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苏珊巴斯内特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陈小敏
【期刊名称】《魅力中国》
【年(卷),期】2011(000)017
【摘要】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以巴斯奈特和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并
逐渐形成了强调翻译的本质即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总页数】1页(P223)
【作者】陈小敏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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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中译者双重文化身份摘要:翻译文学的研究由于其跨文化的特殊性,直到近年来才被认定是比较文学研究范畴。
翻译文学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忠于原著,表达原作者的思想,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译者在其母语世界和其所要翻译成的语言世界的双重文化身份。
本文以《红楼梦》的两种英文译名为例,探讨译者如何从翻译文学中存在的互文性活动出发,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人群对同一文本做出的不同调整。
关键词:翻译文学译者双重文化身份《红楼梦》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呈现出由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趋势。
苏珊・巴斯奈特在她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到比较文学的衰落是伴随着翻译文学的兴起的。
翻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媒介方式,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一直忽略或者存在空白的一项,那就是对翻译文学的界定以及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概念的提出开阔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为以往比较文学以影响研究为发端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主题、人物形象、类型研究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阅读和接受具有跨文化性质。
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国内文学界讨论的重心也就在于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有什么不同,它究竟能不能算得上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领域。
刘耘华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
他将翻译文学定义为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结合的产物,既有外国文学的特点,因为翻译的是别国的作品,带有异国的情调,比如说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不熟悉的人名、地名等,无一不使本国读者感到陌生,而翻译文学同时也带有民族文学的特性,因为参加翻译的工作者或是本国的大学者,精通外语,本来就对本国文化了如指掌,或是学习该国文化并深受其浸渍的外国学者。
这就使得我们在学习讨论翻译文学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译者的问题。
一直以来的翻译文学注重的都是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把翻译比喻成搭桥、开门、摆渡或者跨越、转换和传递。
在一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中,翻译一词与“trans-latio”,“meta-phor”有关,这些词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都有确切的“跨越”含义。
操纵与构建_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研究操纵与构建: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研究概述苏珊·巴斯奈特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翻译研究学者,她的研究以翻译作为关键概念,探讨了文化的操纵与构建。
本文将介绍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并分析其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翻译的内涵巴斯奈特以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将其拓展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
她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还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转码。
因此,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到多个因素的交织。
二、文化操纵的现象在巴斯奈特看来,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还涉及到操纵和控制的现象。
她指出,在文化翻译过程中,权力关系和利益决定了翻译的结果。
例如,在政治领域中,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时,就存在着文化操纵的现象。
这种操纵控制了文化的流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受限。
三、文化构建的过程巴斯奈特还指出,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的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反映了文化的结构和变化。
通过翻译,人们可以对不同的文化进行理解和呈现,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四、文化翻译的意义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提醒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要注意权力关系和操纵现象的存在。
仅仅通过语言的转换是不够的,还需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
其次,文化翻译研究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对话。
通过翻译,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其他文化的独特之处,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误解和冲突。
此外,通过文化翻译的过程,我们还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地在不同的环境中演变。
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理解到文化背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并探索文化创新的可能性。
总结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强调了翻译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对比较文学发展趋势的看法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文学研究方法自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大陆诞生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
在20世纪这个“批评的世纪",一向与理论批评格格不入或相互抵牾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已经或者将要面临何种局面或挑战?在以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超学科比较考察为特征的当代文化研究大潮中,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将如何得以生存?虽然已经有人开始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作出推断了,而对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如何发展演变,却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著述,甚至倒有人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持一种悲观或消解的态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相对来说新兴的学科毕竟已经存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学术土壤中一百多年了,它始终在纷纭变幻的文化学术气候下健康地发展着;而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它则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一)比较文学自身的挑战和历史演变比较文学从崛起于国际学术界以来,就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毫无疑问,尽管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草创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必然会以失去其审美特征的分析和文学形式技巧的探讨为代价,从而模糊文学和科学的界限。
因为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尽管文学研究需要从科学的方法论中接受启迪,但文学的对象首先是人,它的鲜明的人文特征是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替代的。
比较文学经受的第一次挑战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这主要体现在,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以平行研究和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为后来事实上存在的“三足鼎立"之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美国学派的崛起也为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后来更为霸道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价值取向。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成立自然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化和机构化,使得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有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切嗟乃至对话的场所和论坛。
浅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摘要】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作为新生学科,关注翻译行为与译作周围问题的复杂性。
既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又与比较文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关键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共同发展一、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概况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基本上是相伴而生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它们的处境都不容乐观。
自比较文学诞生,很多学者都认为比较文学实质上应该是文学比较,它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并不构成文学研究的一个单独学科。
翻译学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大家族中的庶出,身份低微。
学者们普遍认为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技巧问题,不是什么大学问。
而与此同时,比较文学学者也长期对翻译持有轻视的态度。
翻译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只是为比较文学研究作准备,翻译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苏珊·巴斯奈特教授是这样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向来很复杂,争论很多。
传统的看法是把翻译看作穷亲戚,视为雕虫小技,译文的地位通常要比原文低。
比较文学理论家虽然承认翻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但又普遍认为直接阅读原文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的不平等地位长期以来,比较文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然也不乏一些学者努力提高翻译学的地位。
比如说斯达尔夫人鼓励意大利翻译家们多翻译现代欧洲作品,她力图借助翻译引进其他国家的文学,以丰富和充实自己同胞的思想。
赫尔德、歌德和施莱尔马赫也曾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呼吁。
总的来说,虽然有学者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大声疾呼,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改变,流行的观点仍然视翻译为小道,是比较文学的辅助工具,并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翻译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很长时间都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与人们对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有关。
翻译过去被认为只是交流的工具,而翻译研究,也长期停留在“如何译”、“如何译得好”这样的语言转化研究层面上。
19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空间。
而人文社科学者也“发现”了翻译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出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转向”.不同学科领域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里应外合,多元共生,相激相荡,形成了当代翻译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繁盛局面。
在丰富而多元的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
那么,翻译为何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开拓了哪些翻译研究层面,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有何不同,又有何联系?翻译研究者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
为此,本文从梳理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着手,阐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研究目的,以揭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
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是由翻译而触发的。
歌德发表关于“世界文学”谈话之前,他的作品已在法国、英国等国翻译发表,并且他的《塔索》、《浮士德》也刚刚在巴黎上演。
而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更为直接的思想触发点,则是他读到了中国作品的译本。
歌德看到,随着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可能会汇合。
他在这种趋势下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后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滥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催生了比较文学。
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i)指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1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也强调:“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2 但早期的比较文学,只是把翻译作为考察文学传播和影响考据的线索。
翻译研究-获得和失去获得和失去(LOSS AND GAIN)一旦确立了两个语言中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原则,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处理获得和失去问题是合乎情理的。
翻译的低等地位表明了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讨论从原语言向目标语言的传递过程中所失去的,然而,译者时常会丰富原语言作为翻译过程的直接结果,其中所获得的却被忽略了。
而且,在原语言语境中没有的可以在目标语言中被语境所代替。
就如Wyatt和Surrey翻译的彼特拉克(Petrarch)的情况。
Eugene Nida针对翻译的失去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特别是译者面对原语言中的术语和概念而目标语言中却不存在的困难。
他引用了圭卡语(Guaica),在委内瑞拉(Venezuela)南部使用的一种语言为例,在这个语言里,不太容易找到英语中murder, stealing和lying等令人满意的替换项,然而,针对good, bad, ugly和beautiful的替换项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词义。
比如,他指出,圭卡语并不遵循good和bad这样一分为二的范畴,圭卡语采用三分法:(1) Good包括合意的食物,杀死敌人,咀嚼适量大麻,用火烧妻子使其服从和偷窃其他团伙的东西。
(2) Bad包括腐烂的水果,有瑕疵的物品,谋杀了自己团队的成员,偷大家庭的东西和欺骗他人。
(3) Violating taboo包括乱伦,和岳母过于亲近,一个已婚女子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吃殡还有孩子吃了啮齿类动物。
没有必要找离欧洲差别这么远的。
芬兰语中有大量表示雪的不同词汇,阿拉伯语有很多表示骆驼的习性的词,英语中对于光和水,法语中面包的类型,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译者是不可译的难题。
圣经译者声称另外的困难,比如,三位一体的概念和在特定文化中寓言的社会涵义。
另外还有词汇问题,当然还有不遵循印欧语系,没有时态体系或者时间概念的语言。
Whorf尖于有时态语言(English)和无时态语言(Hopi)之间的比较列举了这方面。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英]苏珊·巴斯奈特1黄德先2(1、英国华威大学2、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广汉 618307;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 200083)摘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织,在苏珊·巴斯奈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她对这两个学科的看法会引领学科的变动与发展。
在她彻底否认这两个学科属性之后,它们该分别走向何方是学界迫切关心的问题。
她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未来的看法,无疑会再次推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翻译Abstract: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been best illustrated by Susan Bassnett’s academic research. Her views always determin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ciplines. Where to move next for the two disciplines has become the urgent concern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comparative scholars after her dethrone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two fields. Her views on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ll undoubtedly push them forwards once again.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15-8苏珊·巴斯奈特不论是作为比较文学学者还是翻译研究学者,她的个人观点总是很容易变成这些学科的公共行为,引领这两个学科的变动与发展,这也足见其影响力。
自1980年出版《翻译研究》以来,她一直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的旗手,极力推动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
1990年她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8年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些都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标志。
1993年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死亡,竭力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之后,她的研究兴趣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直到2006年再次回到比较文学,又彻底否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两者都只是研究文学、阅读文学的方法而已。
这次彻底的否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否又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学术与市场的一次共谋?这两个学科的前景在哪里?针对上述疑惑,本文作者就这两个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同她进行了访谈,特别是作为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比较文学死亡论的提出者,她的回答或许能提供我们期盼已久的答案。
黄德先(以下简称黄):任何人提到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必然会引用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和您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1991,2002)。
然而有关翻译研究的内容,您与霍姆斯的看法却差异很大。
霍姆斯构想了这个学科的一个整体的蓝图,而您仅提到4个研究领域,即翻译史、目标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学[1:16-17]。
20年后来回顾这个学科,您觉得是否有所遗漏?巴斯奈特(以下简称巴):需要记住的是霍姆斯与我的思想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有一些相同,但霍姆斯的思想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他主要关注的是试图建立一个他认为是新兴学科的蓝图,而我关注的是确立翻译里面有哪些研究领域。
20年后的今天,我认为这个学科开启了相当多的领域,目前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两个领域:(1)翻译的作用与互联网,即翻译与数字化传播;(2)世界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杂合书写的研究,利用语言的多重性,把翻译作为记忆或纪念,这就直接与身份问题相关。
黄:1990年,您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繁荣。
我们能否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看作是一次范式的转变?从语言、文本、作者和读者转向社会、历史与文化,从原文转向译文,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巴:当勒菲弗尔和我提出“文化转向”时,我们只不过认为文本总是存在于语境中。
文本的创作在一个语境,文本的阅读又在另一个语境。
我们对那些脱离语境分析的研究感到很不满,因而唤起学者关注历史、政治和社会等重大问题。
18年以来,我认为我们当时是正确的。
就目前世界文学与全球传播来看,也证实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黄:1998年,您提出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聚合,并明确提出“翻译转向”。
您又大胆地向前跨了一步,也是对翻译研究的一种预见。
10年以后,您如何评估“翻译转向”对其它学科的影响?似乎翻译依然是其它学科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个案,而并未成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出现?巴:回到1998年,当时我想的是提升文化研究者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
我认为自翻译研究诞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学科对其它学科几乎没有影响,特别是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另一个问题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思维封闭,想把自己圈起来,与那些本该有对话的学者隔离开来。
黄:其它领域的学者似乎对翻译研究学者单方面的期待充耳不闻。
特里维迪(Harish Trivedi)就提出,“文化研究显然在更广的领域,更具有理论的摧毁力量,继续隆隆向前,不关注也不接受翻译研究学者所提出的建议。
……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依然是个未实现的迫切任务,一个未竟的事业。
”①如果他说的没错,您能解释这个原因吗?巴:特里维迪仅仅是重复我在上一个问题中所说的话。
文化研究还没有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此外翻译学者也要乐意参与对话,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才会成为可能。
黄:您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993)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过时”,并解释说,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话题,“我们现在应该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比较文学是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
”[2:161]您的观点引起了比较文学危机的大讨论。
大多数的翻译研究学者都在期待明天,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这是否就是您对翻译研究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不满意的原因?巴:这又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
我写那本书是在15年以前,当时这个学科的确在衰落。
今天,如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布罗德斯基(Bella Brodzki)以及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比较文学的形势很不同了。
黄: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您提出,“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学术的核心。
”[3:6]这和您在《翻译研究》(第三版)中的观点完全不同,您能解释一下您对翻译研究态度改变的原因吗?巴:比较文学的形势不同了,翻译研究的形势也不同了。
再回到我先前的看法,那些把自己看作是翻译研究的学者在周围筑起一道墙,并没有把这个学科往前推动多少。
我不得不读的那些引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勒菲弗尔和我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章,皆无新意。
他们所做的个案研究缺乏理论化,决意不想向前推动这个学科。
我认为我们都准备在翻译研究中向前大跨步了,但时至今日并没有跨出去。
我也认为这种大的跨①参见特里维迪授权本文作者翻译的《翻译文化与文化翻译》(“Translating Culture vs. Cultural Translation”),中译文即将发表,原文见/91st/vol4_n1/pdfs/trivedi.pdf.越恰恰可能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他积极参与多语文本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
黄:您进一步提出,“要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会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
”[3:6]这个主张更是与众不同。
尽管您谈的是比较文学,但同时也把翻译研究推下了神坛。
为什么?提到翻译研究,您该选择哪一个术语:一个研究的主题?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不能够被看作一个学科。
我认为它们是阅读的方式,借用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说法,是“接触区”(contact zones)①。
“接触区”非常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更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拒绝把自己筑墙围起来,而是在不断更新。
黄:如果凸现读者和历史语境能给比较文学带来真正革新的研究文学的方法,那么什么能够给翻译研究带来突破?自上世纪90年代繁荣之后,目前翻译研究似乎进入了学术的停滞期。
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巴: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如我刚才所说的,翻译研究的确进入了学术的停滞期。
同时,我认为这个学科的前途来自于世界文学的新范式,来自于新闻翻译和互联网翻译研究所带来的对翻译定义的重新思考。
我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正在做这个领域的博士论文。
黄:您重申了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主张,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是文学史。
“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不是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而是要承认它和文学转换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
”[3:10]我们能否说这是一个趋势,从“转向”到“回归”?从“文化转向”、“翻译转向”到回归文学自身?我们该如何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所有文化现象是否都是文学文本?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我们能否说这是一个趋势,从“转向”到“回归”,回归文学自身?我不想使用“文学”这个词,而确实想用“文本”。
并非所有文化现象都是文学文本,但所有文化现象肯定都是文本。
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重估符号学里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黄:“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
”[3:10]这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①接触区,又译作“交互的场所”,指截然不同而且强弱悬殊的文化互相激荡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