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 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论文关键词: 《论语》 孔子 政治思想
论文提要: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 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