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的进士大姓、进士大宗与进士家族
——兼谈家族背景对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
宋长琨
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他们在不同姓氏、宗族和家族中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出10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姓”有15姓，共出进士333人，占总数的73%；出3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宗”有42支，共出进士197人，占总数的43%；出进士2人以上的“进士家族”有45个，共出进士124人，占总数的27%。454个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其平均高官几率为0.28，来自“大姓”进士的高官几率，略低于这一均值，而“大宗”进士和“家族”进士，其高官几率则高于这一均值。197名“大宗”进士中，有103人同时为“家族”进士，如果减掉彼此交叉的这103人，则其余94名非“家族”进士的“大宗”进士，其高官几率反而低于均值。可见，在以上三个因素中，是家族背景，而非姓氏或宗族，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徽州；进士；家族；高官几率；明代
进士是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进士群体在科举考试尚处起步阶段的唐代即已崭露头角，并在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主要构成和主导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致。明代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关于传统之宗族社会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宗族社会传统与官僚政治文化之间，有一个最好的纽带，就是进士。明代徽州进士背后有其深刻的宗族文化印记，而他所面对和投身的则是明代官僚政治和皇权政治的舞台，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背景进行研究，无疑是贯通明代徽州社会与明代政治文化之间的桥梁，使得彼此悬隔的两个领域由天堑变为通途。时下，进士研究已经开始从宏观领域转入微观层面，对于不同地域进士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尤其对于徽州进士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本文作者运用史料考据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分布状况
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这种分布状况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传统宗族社会和官僚政治文化研究积累一点素材，并进而对不断深化的徽学、科举学以及刚刚勃兴的进士研究有所裨益。
（二）宗与族——宗族概念的界定
由各姓氏所组成的徽州人群，以一个个不同的宗族纽带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宗族社会。血缘的远近，决定了人与人关系的亲疏。明代徽州人对于亲疏远近非常在意，他们嘲笑山西人“不分族从”，而对“亲—从—族—宗”的次序守之甚笃。费孝通先生在论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时，用“差序”概念来表达传统中国人对社会关系的认同，并用“波纹理论”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开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这个经典的描述用来形容明代徽州社会的宗族社会和宗族观念再恰当不过了。
同宗本是是一种疏远的关系，为了把业已疏远的关系重新连结起来，徽州人的做法是通家谱、联宗族、叙昭穆，形成有条不紊的宗族支派，结成一个个庞大复杂的宗族系统。正是通家谱、族谱，到联宗谱，使得他们本已疏离的关系密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此种作用，如徽州族谱中所说的：
一本之义不明，则世系不可考。世系不可考，则昭穆不可叙。昭穆失叙，则尊卑之分不定。夫分不定，则称谓之名不正。名分既泯，则彼此相视皆为路人。……是以君子必明始祖以来之世系，详五服既穷之昭穆，使服虽穷而尊卑之分在，世虽远而称谓之名存。[2]
族至千百，称为故旧。然必喜庆相贺，忧戚相吊，疾病相问患难相扶。[3]
与同宗的疏远相比，同族则是一种亲近的关系。班固说：“上凑高祖，下凑玄孙”，“谓之族”。[4]当代学者瞿同祖说：“以世代言之，包含高祖至玄孙的
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 [5]（参见图1）所以，“族非疏远之称。” [6]明代徽州人对族的界定，与上述说法是一致的：
一家之人，高曾祖考，子孙玄庶，门分户别，众而为族。[7]
所谓“门分户别”，指的是家庭，而家族虽有家庭的“分”与“别”，但亲缘关系没有中断，而且也很容易区分。我们把同族中的由高祖而下的“九族”分成直系血亲和同族两大类，而同族关系中又以“从曾祖”至“从玄孙”的“从亲”系列更为亲近，即“从”比“族”更密切一层。在同族中，就又形成了亲—从—族的亲疏分野。
宗族这个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把同宗和同族混淆加以混淆，而使得远近亲疏的关系无法界定。这与重视亲缘关系的传统社会的情况颇不相符，也明代徽州的实际情况不一致。
概念的清晰界定对于我们考察徽州进士之间的关系是大有助益的。在徽州进士中，绝大部分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族背景，而来自同一宗族的进士有的关系很进，有的则很疏远，我们需要通过界定概念进而使得这种关系被准确地反映出来。比如，图2所显示的绩溪龙川胡氏，在明代出了4名进士，他们是成化十四年的胡
富、成化二十年的胡光、正德十二年的胡宗明和嘉靖十七年的胡宗宪。在这4个进士中，胡富是龙川胡氏三十世，胡光是三十三世，胡宗明和胡宗宪是三十四世。胡富、胡宗宪的共同祖先要上溯到该宗的第二十二世胡震，他是胡富的上九世祖，是胡宗宪的上十三世祖。[8]虽然，朝廷有“奕世尚书坊”表彰他们二人，但他们不是近亲，也不是同族。四人中，胡光和胡宗明是叔侄，是紧密的“从亲”关系，而他们二人与胡富、胡宗宪的关系，则比胡富、胡宗宪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一层。这是一个同宗同派同支的宗族关系，其疏远的程度尚且如此。
故如果我们不进行概念的准确界定，我们很容易把胡宗宪与胡宗明看成同族，或者把胡宗明和胡光当作了同族，都会把远近亲疏的关系紊乱了。正象何炳棣先生所批评海姆斯时所说的，把“百年及百年以上同姓同乡同里者都认可为同族”。[9]这种紊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基于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区分徽州的宗与族，区分徽州进士中的同宗者与同族者。从徽州的情形来看，宗族的总体构建，是由“宗”而分“派”，由“派”而分“支”，“支”下面可能还有更小的“分支”，其下，是家族和家庭。为了能够清晰地通过亲疏关系来界定同一宗族内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宗族分解为“宗派”和“家族”两个概念，用宗派表示同宗关系，用家族表示同族关系。这里所定义的宗派虽为同宗之义，但所取的是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同一宗派分支，而不是联宗、通谱后形成的广义上的同宗。因为宗本来已经较为疏远，如果再联宗，则其关系的亲近程度和联系的紧密程度都很松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