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贝卡利亚的死刑观——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朱媛媛）时间：作者：新闻来源：【字号：大| 中| 小】
论贝卡利亚的死刑观
——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死刑，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刑罚，自产生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法宝”，没有人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对死刑的残酷性提出尖锐的批判，由此引发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促使人们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
贝卡利亚以社会契约论为出发点，从国家或者君权的层面论证死刑制度是刑罚权的滥用。根据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贝卡利亚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平等的、独立的，各人有其自身的权利，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公民权利的让渡是法律产生和行使的前提，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刑罚权产生于人们为了维护社会共同生活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君权或者国家权力其实是公民让渡的私权的集合。贝卡利亚认为“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1]贝氏认为生命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公民无权自杀，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所
以公民没有将自己圣神的生命权转让给国家。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那么死刑的出现属于权力的滥用，是非正义的。
“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2]贝卡利亚进一步从死刑制度弊端角度论证了死刑的非必要性。（1）从犯罪人的层面看，贝卡利亚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究，他认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3]贝卡利亚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了死刑及自由刑实施给犯罪人带来的心理效应，认为短暂的心理压力不如长期、持续的心理压迫，这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极端的但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忍耐不住缠绵的烦恼，因为，它可以暂时地自我收缩以抗拒暴力和短暂的痛苦。然而，这种强烈的伸缩性却不足以抗拒时间与烦恼的长期和反复的影响。”[4]基于这样的考量，贝卡利亚一直强调劳役足以达到刑罚对于重刑犯所设定的惩罚与预防的目的，而死刑也就因此而显得多余。（2）从社会成员的层面看，贝卡利亚反击了报应刑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众对被处死刑犯人所持有的“嗜血本性”，他认为由于刑场上国家与受刑人的强弱对比，加之人们缺乏对犯罪事实的了解，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死刑反而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之情，扭曲人们对违法者的义愤，拒绝对法律的敬畏，“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变成了一场
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5]另外，他认为死刑的残酷性会毒化人的心灵，“杀人被说成是一种可怕的滔天大罪，我们却看到有人在心安理得的地实施它。”[6]死刑制度造成了“法律禁止杀人”与“国家合法杀人”的矛盾，国家本想禁止杀人却树立了杀人只要有正当理由就是被允许的这一坏榜样。（3）从死刑的执行结果层面看，死刑一旦发生误判，造成的错误无法挽回。案件本身的复杂性、证据的灭失以及取证手段的有限、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心理倾向、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都可能将判决引向歧途。而死刑具有不可反悔的特性，只要保留死刑，误判误杀在所难免。当然，贝卡利亚也不是彻底的废除死刑论者，在处死犯罪人是预防其犯罪的根本和唯一的防范手段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合法的适用死刑。
邱兴隆教授在《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一文中认为：“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便因将死刑推上理性的祭坛所付出的努力而功不可灭。”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具体到某个国家废除死刑的步伐又取决于一国具体的国情，受到该国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制约。我国的刑法学界正在以开放性的姿态接收废止死刑的思想观点，并呼吁将这些法理应用到立法、司法实践中去，这无疑推动着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