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羊群效应的表现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货币银行金融是最重要的社会构建，金融作为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广泛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与之相随的是金融不断超越实物经济发展过度膨胀，危机频发，甚至引发、演变为经济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世界上已先后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严重的金融风险和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解决金融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30000多亿美元。
羊群效应一直以来都被研究者认为是引起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祸源，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
当羊群行为产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对于社会整体的一个较小冲击可以导致人们行为的巨大偏移。
羊群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这种行为被投机冲击者利用时，它将在国际货币危机的发生和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夸张作用。
国内外不少研究证明羊群效应会引起信息追涨，内幕消息得不到有效指示；会引起价格泡沫和股价的异常波动；会引起传染效应及危害金融系统安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外国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融交易的杠杆化使得融资越来越便利，融资额越来越大.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使流动性大大增强。
这样，资本市场的一点异动便往往
会带来可怕的“羊群效应”，使资本市场瞬间处于过强的买压卖压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极大动荡，从而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
早在1996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中运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形容股票投资者行为，表示了他对美国股市的担忧。
索罗斯批判中也有“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的评述。
索罗斯认为，当羊群效应出现时，追随趋势行为加剧，市场的偏差会自我强化，从过度泡沫发展到过度超跌，最终形成市场的大起大落。
羊群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
一、非理性的投资热潮
在散户所具有的流动性积累到一个不可遏制的规模时，股市的巨大财富效应和随之对房市的推动在短时期内便演化为不可逆转的非理性投资热潮。
在这种状况下，证券市场价格的高低不取决于所谓价值投资，而是取决于交易双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最终形成了泡沫经济。
轻微的泡沫经济会使资金不断地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使实体经济因资金匮乏而逐渐衰退；严重的泡沫经济会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虚拟经济却表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价格高到离谱的高度而回落时，泡沫就会彻底被戳破。
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遭到重创，对股市和房地产等市场失去信心，而金融机构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投入的资金同样会遭受巨大损失。
此时羊群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一家银行的破产会造成整个金融的恐慌，
存款户的“挤兑”和投资者债权的索还，会使大批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如摩根斯坦利、高盛等一些看来很健康的机构在2008年9月时，实际上手头现金很充沛，但一旦恐慌蔓延，很快就把现金消耗殆尽，陷入危境。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本来已存在泡沫经济的国家雪上加霜，刺破了泡沫经济，使看似繁荣的经济露出了真实经济的本来面目，并在随后需求的剧烈萎缩下，真实经济也遭到重创，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信息处理上过分“搭便车”
金融业每天都存在海量信息的获取，这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中小投资者由于本身的专业水平有限，不得不依赖评级公司、权威研究机构、投资顾问，以至于过去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一般都要求依据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甚至有的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也大量使用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其衡量和评判风险程度的基准。
但实际上这些评级公司、研究机构也不是神仙，也面临同样的信息处理问题。
一方面，评级业务本身会有顺周期性。
在经济景气上升周期，评级往往越来越好，导致投资者未看到风险，加大投资力度；而一旦景气发生逆转，特别是危机出现时，评级不得不掉头，变化可能非常快，从3A级就一下子跌到C级，导致市场跟着恐慌。
这表明评级公司消化市场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还体现出顺周期性。
在最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一些小国也有这样的抱怨，认为评级公司事先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在发生危机和融资困难时还一再降级，落井下石。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评级会影响判断的独立性。
金融
从业人员和投资者可以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评级标准就不再自行判断其风险了。
长此以往，金融业习惯了这种做法，过度依赖外部评级，导致投资行为更加趋同，易出现集体失误。
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后，各主要评级机构成为最直接的批评对象。
基于对评级机构的信赖，投资者才大量地购买高质量的评级债券。
但事实表明，这些评级机构所认定的与美国国债同等级别的3A级证券，在一夜之间却无法确定其价值，投资者纷纷抛售。
著名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的CEO 雷蒙德·麦克丹尼尔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的时候承认，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不惜降低标准，没有尽到监督之责，并把全球金融系统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维持我们的标准和维持我们的市场份额，这两者是完全冲突的。
”麦克丹尼尔如此表示，并再次把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置于舆论指责的焦点，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已经指责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给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并且未能避免利益冲突问题。
虽然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在避免利益冲突问题上都有明确规定，但SEC 的调查显示，一些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谈。
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独立性。
而批评家们更是认为，穆迪和它的竞争对手标准普尔及惠誉其实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帮凶。
三、各种跟风出现的金融衍生品缺乏有效监管
美国金融危机发端于2007年夏季，由于美联储前期连续调高联邦储备基金利率，从而刺破房地产泡沫导致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房地产次级贷款违约率大幅度上升。
就次贷危机本身来讲是一个信用危机，但是由于美国金融机构将次级贷款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CLO) 和流通债券再证券化(CBO)，使得抵押贷款的结构更加复杂化造成了对于信贷风险的重新定价。
并且这些金融机构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DS)对资产证券化债券进行保值从而产生了金融风险的放大机制。
美国许多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持有与次贷相关的种类繁多，结构复杂的构性债券产品，并且都集中反应在资产负债表以外，属于这些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
对冲基金、银行附属的管道和结构性投资工具( SIV ) 等基金大量地持有经过投资银行打包、结构更为复杂的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
为了融资以从事该项业务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在商业票据市场和所谓的回购市场大举借债，并提供证券作为短期贷款的抵押品。
银行附属的管道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等基金通过短期抵押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获得资金以便解决到期日不匹配问题。
在低利率时代，这一替代性银行系统利润惊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参与者不需要遵守商业银行较为严格的损失拨备要求。
但随着次贷危机爆发，这些替代性银行系统变得日益脆弱，它们单薄的资本基础无力应对在抵押贷款和其他投资方面遭受的巨大损失，而他们所依赖的融资市场也迅速枯竭。
在2007 年8 月到11月期间，抵押支持商业票
据（ABCP）市场的未偿付金额锐减了300亿美金，说明ABCP 市场的流动性迅速走向枯竭。
随着银行附属的管道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基金所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银行作为这些机构的出资人开始向这些机构注入流动性。
但是，结构性债券的杠杆很高，且很多机构购买这些债券时房地产价格也非常高随着房价的大幅缩水，结构性债券的放大效应迅速抽干了这些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同时很多金融机构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DS) 对其持有的结构性债券进行保值，但是随着市场流动性的蒸发，许多发行CDS合约的金融机构无法履约，更加剧了市场危机，而市值达到62 万亿美元的CDS市场一旦崩溃，市场的连锁反应足以使美国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四、过分注重程序交易
信息处理的耗时和费力还导致了所谓的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
早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大量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就靠计算机根据趋势进行程序交易。
程序交易的模型基本一致，加工信息的来源也大同小异。
而且有研究人员试图证明技术分析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关注公司基本面，则会导致极大的计算复杂性，人们干脆忽略有关公司的大量信息，主要进行技术交易。
结果，造成投资行为高度一致，羊群效应非常明显。
后来的纳斯达克泡沫留下了对程序交易的深刻教训。
此后，投资界就呼吁人们不要太迷信技术分析和程序交易，还是应着眼于信息的收集和基本面的研究，注重长期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