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变革初探
此次读书报告是基于第一章“20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及第二章“20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的。这两章主要谈了中国古代及五四前后对于“文学”概念的探讨、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证法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
通常来讲，“一种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往往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基础”。因此，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国古代至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
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定义也不同。从古代《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到当代著作中常说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韩非子·五蠹》中的“修文学，习言谈”到今天教科书中“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从曹丕《典论·论文》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用文学观到《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的审美文学观。百年来，众多学者一直追问着“文学是什么”，答案却莫衷一是。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是没有与现代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的，与今天“文学”概念相关的表述是“文”“文章”和“诗”或“诗赋”。古代所谓的“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是一种泛文学观。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孔子在谈论弟子的特长时曾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荀子·大略》中“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王粲《荆州文学记官至》说“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这些句子中的“文学”也是类似上面的意思，它们一般都与道德教化有关，而不是与审美有关。这种泛指的“文学”概念长期延用在传统国学研究中，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还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直到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开风气，从科学、历史与文学的差别角度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后，这才开始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王国维之后，谢无量在其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庞科士所下的定义。虽然谢无量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学定义，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还包括经学、文字、史学方面的东西，可他毕竟强调了文学陶冶性情的方面，特别指出了对文学要做“精神上之观察”，要注意文学的“美的特质”，这样明确的理论主张，比起王国维来又有了发展。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五四”
学人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罗家伦曾广泛搜集西方15家不同的说法，最后用科学的方法，归纳出一个界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不算完善，但是它却体现了“五四”学人那种求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它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走进了现代。此后，郑振铎、胡小石、钱基博等人又通过不同的方式试着给“文学”下了定义。虽然他们还没有认清文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质，还有很大的不足，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探讨，促使“五四”以后的文学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
自我感觉文学观念的进化，就是文学那种“诗言志”的作用在渐渐向着“诗缘情”转移，从附带功利性的目的到无功利的审美的转变。例如，《尚书·尧典》曾曰：“诗言志”，将文学定位于政治性、道德性的志向、抱负的表达。但是“诗言志”说在儒家政治功利目的的制约下，未能突出“志”中之“情”。后代的学者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带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文学观，而寻求那种突出个性情感的诗文作品。至于西晋陆机《文赋》则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开始突出文学那种超越功利性的审美性质。到了近代，王国维受到西方叔本华、康德的影响，则明确提出文学是无功利的游戏。
总之，“五四”前后的中国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使得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五四”学人将文学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这种学术的规范化不但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和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其次，“五四”学人还强调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再次，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从“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论述范围逐渐从古代的泛文学变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反过来讲，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过程中过多的融入了西方的东西，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中国文学传统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全面把握，甚至导致了中国文学研究中民族性的丧失，这些都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重视和改进。
文学观念的变化是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在讨论完文学观念的变化后，对于研究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结合文化思潮来进行变革。
文学观念的变革，实际上最终还是受制于社会变革。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一批爱国志士们痛定思痛对王学作了严厉的批判。而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也从此有了划时代的改变。清初的政治高压之下，学者的政治梦想破碎，不得已转向识字读经，开始研究考据学。因此，从宋明时期的理学、心学到清人的朴学，既是学术的转向，也是治学方法上的创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变法图存成为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也就自然而然的加上了时代变革的色彩。例如，康有为的学术研究就不仅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精神和乾嘉传统，还改良了考据的学问，使之成为变法的理论，用于政治的维新。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其说是考据的学问，实际上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寻求变法依据，他把孔子话语中合意的加以利用，不合意的观点则归之于伪造，显然这在意识形态中是收缴统治宗教手中“武器”的一种战斗方法。而此时，西学东渐已多年，西方传入的文化和治学方法同中国清代以来的考据学融而为一，这种新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当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为例，足以证明这种将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方法在当时的代表意义。
最初，王国维认为“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再加上想弄清楚中国的戏曲为什么远不如西方的戏曲，因此决定研究戏曲。从一开始，近代这种科学求实的精神就在支持着他。他从1908年开始撰写《曲录》，以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的清代乾隆年间黄文陽的《曲海》与焦循的《曲考》为底本，在原有两书仅有1081种杂剧传奇的基础上多方搜集，共得金元明清曲本3178种，并对每个朝代的作者数量及其地域分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从不同侧面搜集戏曲资料，相继写成了《戏曲考源》、《古剧角色考》等著作。对有关戏曲的产生、戏曲的定义、戏曲的发展、戏曲的角色、戏曲作家等做了认真的考证。最终写出了《宋元戏曲考》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而自己也纠正了此前对中国戏曲认识上的错误，由低估变成了“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若于元曲”这样的赞誉。
由于王国维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守旧派，因此他还不能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进化论观念提高到文学革命的高度来认识。这项工作在之后又经过了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大师的身体力行。这种以进化论的观点和考据学的方法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不仅重视事实的归纳，而且也加强了分析，使得20世纪初的学者思维更开阔，考证的范围更广，分析的更为深入，得出的结论也更有说服力。但是这种实证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要和一定的思想理论相联系才有意义。而且，光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而没有坚实的证据证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所以，实证主义也要拿出真凭实据才更能令人信服。
总之，不管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研究方法论都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又要保持民族性，回归当下，回归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文学研究走向更辉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