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辉煌
莫砺锋
提要程千帆先生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后，担当起历史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一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培养出被学术界称为“程门弟子”的学术新军，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程先生的晚年，用自己的学术创造和教学实践，达到了人生的又一辉煌。
关键词程千帆晚年学术教学
1978年，年已65岁的程千帆先生以武汉市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在新时期重返工作岗位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似不多见。当程千帆先生重返南京大学的校园（那儿就是他青年时代就读的金陵大学的原址）时，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二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程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他自己，也为国家的教学和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他为研究生们所设计的课程都以训练治学方法为目的，而且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研究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
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学者傅璇琮指出：“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毫无疑问，三部书的成功是与程先生指导下的正确的选题思路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对于他所指导的九篇硕士论文和十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程章灿论文所作序言中所说，“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显然，程门弟子的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在认真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程先生也争分夺秒地进行学术研究。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程先生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也曾被无休无止的批斗。在那些岁月里，程先生当然不能操笔作文，但常常在心里进行学术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