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理论
现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强调作为经济增长解释变量的开放性的重要性。开放性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提升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市场决定供求的假设之上。因而，在自由贸易中，理性人将利用其最优生产要素优化其商品生产以供应国际市场，从长远看这将刺激经济增长。此外，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会促进知识积累，而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同样假设经济发展是因高投资和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积累的结果。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也许会通过提供外国的储蓄和知识促进该国的增长。然而，虽然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生产技术视为外生性的，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可以通过促进R&D和教育的合理政策得到提升。正如余下部分所要讨论的，这点是新古典主义和新增长理论最主要区别之一。该理论争论已经成为当下关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协定中政策干预角色讨论中的焦点。
在政治经济学中(Buchanan and Yoon 1999, 2000)对全球化和贸易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大部分争论都是从2个最主要的原则出发。
来源于李嘉图思想的新古典模型基于规模报酬不变以及静态考虑要素禀赋，并持有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决定自由贸易得失的观点。在贸易开放后市场均衡由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供求决定。因而，一国融入世界经济中存在利益损害者和受益者。作为要素累积（比如知识资本）和生产资料进口的结果，技术进步发生了，不过它有可能是由于技术外溢效应。
Smithean的观点是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1。贸易自由化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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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ean观点的公式化和报酬递增可以由欧拉定理表示。定理表示为方程Y=F (K , L)，因变量产出（Y）与两个独立的变量（生产资本K和劳动力L）有关，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质的。单独偏导再乘以相应独立变量后之和等于函数或独立变量的总值：例如Y = FKK + FLL。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发挥其作用形成了产品的总价值。根据Smithean观点，追求利润的企业为了获取规模优势将会扩大其经营规模。在向国外市场扩张时，有超额需求，但其余企业市场占有率较低时，该企业可能达到规模优势。在这种竞争格局中，随着效益低下的企业逐出市场，高效率经营企业增多，这将整体提高经济生产率并且会刺激新技术的应用。数学化表达，函数中X1，···，Xn为生产要素，t是其份额，K为其边际价格：f(tx1,···，txn)=tk f(x1,···,xn),对于所有的x1,···,xn和所有的t都大于0，并且都是同质的。K大于1，意味着当生产要素增加一倍时，产出的增加会超过一倍(Buchanan 和Yoon 1999; 2000)。
场扩大可由经济中的动态专业化产生潜在的再分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最初的损害也可以调整并且从新的市场力量所驱使的新的均衡中获益。此外，由开放所导致的市场扩大同样要求市场准入者的水平提高，这会使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提高以及市场均衡的帕累托优化。最后，就技术而言，规模报酬递增要求采纳最新的先进技术，这可以创造动态生产力。合适的规则制度和政府政策可以加强这一市场进程，促进要素累积（知识、资本）和创新。
关于区域一体化协定对经济影响的讨论涉及以上所提及到的2种政治经济学模型：古典理论明显遵循李嘉图传统，其重点集中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短期影响；而现代贸易理论与Smithean观点有关，其认为由于规模报酬区域一体化会产生动态经济效果，经济活动的积聚和技术外溢。然而，传统观点都强调，虽然从短期看一些市场参与者会遭受损失，但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使生产要素更有效率地分配。一体化理论还强调在区域设定中这些影响更为深远，这是因为深度一体化协议反过来会形成更高的生产率和获取更多的经济福利。这些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因不完善的现代国际贸易市场而扩大，而现代国际贸易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和众多垂直一体化企业2。例如，Bardhan和Udry (1999 chapter 05)描述了关于贸易开放的市场增强效果的模型：上游市场的特点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而在下游市场上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并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环境中。在上游市场上与更为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会同时提高本国上游和下游市场的效率和生产率，因为在自由化后投入在下游市场上的标记价格趋于下降。尽管从政治经济学不同方向做理论上的论证，但实证上开放--增长的关系是有争议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因内生性和反向因果关系而变得不明确。从历史上看，在国家间产生的贸易增长已经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要多(Kravis 1970；Easterlin 1998, 41-42)。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它必须和制度安排相结合比如财产权（如知识产权）和法律的执行力以便形成市场激励。理性人将探寻提升比较优势的机制(North 1990，1993)。
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表明关税的简单去除不足于促进经济的增长。2Baldwin和Venables (1995)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技术解释。克鲁格曼（1995）对国际贸
易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提供了技术性的文献综述。关于RIA对经济影响简洁而全面的实证文献综述亦可参见：
OECD (2001)。
Rodriguez和Rodrik (1999)断然否认贸易壁垒（关税或非关税）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负面因果关系。利用一系列的实证资料，他们指出其他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内制度的差异，并认为对贸易政策变化的研究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分析渠道。然而，Frankel和Romer (1999)认为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脆弱关系，这是确实存在的。他们认为贸易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一国的大小和地理特征。控制这些因素，他们肯定贸易对收入增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结论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还尽量减少关税减免的影响，并承认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总体而言，在文献中存在多样的实证方法，这有可能导致在分析贸易--增长关系中得出不同的结论。鉴于这种多样性，Greenaway等（2001）批评了不同的方法，并采用滞后因变量解释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收入的影响可以描绘为J曲线形状，对人均GDP是积极而温和的影响。最后，Wacziarg和Welch (2003)最近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一问题。首先，他们全面校正了有关贸易指标的跨国数据库，例如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追溯到20世界90年代；然后，根据国内贸易政策的变化补充了新的测度策略以便更正一些以前文献中不一致的测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的不断贸易自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是积极的，经济量巨大且意义显著。
相反，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有关贸易自由化的文献研究的重点为福利影响和贸易方向，很少关注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在实证方面。传统文献中通常使用虚拟变量，这表明区域一体化的潜在增长效应仅仅取决于一国签署协议，并不能反映协议或国家的特点。通过在一些方法上的创新，Berthelon (2003)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使用了2个变量：绝对RIA，其评估了伙伴国的市场，以及相对RIA，其反映了相对于本国市场伙伴国市场的规模。前变量反应了一国加入的不同影响，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椎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后一个变量可以使一国去测度不同的效果，例如，捷克共和国和乌克兰加入欧盟，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这些变量，作者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区域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并且采用不同的评估手段其结果是一致的。作者也认为RIAs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取决于三种不同RIAs国家间发展水平：北-北（只包含发达国家）；南-南（只包含发展中国家）以及北-南（包含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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