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

[精品]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独特的地域性流派，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风格和文化传承。

京派始于北京，是文人雅士的流派，而海派则源于上海，强调商业和现代性。

下面将对京派和海派进行比较。

一、文化背景京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期间的文化氛围。

北宋时期，文人雅士集结在瓮城之中，相互切磋，文化繁荣。

京派厚重深沉，强调艺术的“性静神浮”，注重艺术学习和自然景观的提炼。

海派则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上海当时复杂的商业和交通环境的产物。

海派注重实用和现代性，融合了不同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二、艺术风格京派通常被认为是古典的、优雅的，追求内涵和精神上的宁静。

京派在艺术表现上，讲求线條清爽、笔力雄浑，形态多样的艺术风格，如花鸟画、山水画等，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而海派则更加注重功能性，海派的艺术风格独特，集合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在艺术表现上加重现代性的特点，强调实用性和实用性美学。

三、文化传承京派的文化传承最为重要的是家族相传，父子、师徒、亲友之间和文化名门相传，京派师徒制度相传至今。

而海派则以机构化的传承方式更多，如学院和艺术团体，比如上海美术学院等。

京派的传承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的纯正性，培养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海派则更注重教育和学术的规范化，推动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

四、社会影响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首都，北京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京派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之一，深受国家重视。

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背景的凝聚，在教育、文化、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海派则因其独特的商业和现代性特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象征之一。

综上所述，京派和海派虽然在文化背景、艺术风格、文化传承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

了解、传承和发展这两种文化流派，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

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

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

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

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

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从京海两派合流谈起偶尔读到鲁迅的《“京派”与“海派”》，看到有⼀个字好像错了，“没海”应为“沿海”，上⽹⼀查，很多都是以讹传讹，但从⼀篇学术论⽂，是丁帆发在2012年第1期的《东吴学术》上的，确定为“沿海”。

⽹上多数是“没海”，可能是出版时就看错了，没⼈能改过来，因为是权威也没有敢改，书上⼀直是这样写的。

⽹上有⼀个看出有些不对，就与上⾯的“在京”对应，改成了“在海”。

我是⼀看就看出应该是“沿海”的，即使“没海”也应该是“沉没”的海，就有些不对了。

京派指北京，实际是北⽅的守旧势⼒；⽽海派指上海，是受西⽅影响的新派⼒量。

鲁迅早就看透了两派之争是⽆稽之谈，京派是官家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最终⼆者归⼀，也是理所当然。

最先我找到的却是《“京派”和“海派”》，可能原来是⼀个题⽬，后来为了区分就⽤了不同的字眼，“与”是1934年1⽉30⽇写的，“和”是过了⼀年后1935年4⽉14⽇写的，还引⽤了带有“沿海”的上篇⽂字。

⼀直想买套鲁迅的全集，有⼀套是两本杂⽂集，⼀本⼩说集，⼀本散⽂和诗集，说全集也只是勉强，因为还有译著。

⽽带匣的四⼤本也不是全集，只是把主要的译著和书信包括在内。

权衡⼀下，那套是不到40块，这套和《汉书》《后汉书》《群书治要》差不多价，都是原价将近50的再减去优惠券，46块来钱。

《汉书》有些味，没有注释，只有翻译不⼤好，但这是最便宜的了。

以⾄后三本还拿不定主意，可能还是要买这个版本的，可能是线装书局的盗版，印刷没问题，就是油墨有问题。

医学是中华的传统⽂化，中医是国粹，我也想研究⼀番，但却是看不了，更别说研究了。

现在有了《黄帝内经》和《汤头歌诀》，还有⼀本⼩本的《伤寒论》。

今天⼤厚本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彩图版《神农本草经》，都有中药的插图和功效，处⽅也不少，也不可能按⽅抓药⾃⼰熬。

看看⽽已，看不懂不要紧，只要有这本书，偶尔想起来看⼀下，知道这本书什么样就够了。

坐拥书城的感觉不错，但总觉得还有更多的书要买，光想着没有买到的书，不⼤想看已有的书。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

“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

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

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

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

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

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

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

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

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

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

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

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京派与海派论争名词解释
京派与海派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两个流派，指的是在中国文学、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中，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和传统。

京派指的是北京风格，主要源自于北方地区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受到京剧、评剧等京剧戏曲艺术的影响。

京派注重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扬，注重修养和礼仪，在艺术表现中更加强调舞台呈现、表演技巧，注重剧本的故事情节和扮相的精致。

海派指的是上海风格，主要源自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受到沪剧、豫剧等地方戏曲艺术的影响。

海派注重新潮与时尚，融合了民间文化与外来文化，追求个性化与时代感，在艺术表现中更加强调演员的表现力和创新能力，注重舞台设计的美观和艺术感。

京派与海派论争主要体现在各个艺术领域中的不同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京派注重传统与技巧，海派强调创新与表现力。

两派之间的论争既是地域与文化差异的体现，也是对于艺术发展方向的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

京派海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

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

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

“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

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

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

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

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

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

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

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

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

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

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

“海派”和“京派”文学的几点比较首先，从字面上来看，“京派”和“海派”代表的是两种地域文化。

顾名思义，“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

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

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

“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京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纯正高雅”的文学趣味，可以说，其形成本身是对上海文坛海派的反拨，不迎合时尚，始终恪守纯正和谐的美学原则，表现出贵族气和学院派的特点。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

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他们要求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

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

海派文学的特质是追求文学的都市化和商业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学形态。

“海派”文学具体表现为附会于商业潮流，文学成为赚钱的工具；追逐洋场风情，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形式传达工业社会的“现代情绪”，文学更加现代化。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海派”广义上包括左翼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大多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

吴福辉教授还向我们分别介绍了“海派”和“京派”的三代作家。

总体来看，他们都体现出群体性的特征。

京派作家大多是文人学者型，都是在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一流学府的教授学者或者学生，拥有高额的固定薪水，不需为生活奔走；而海派作家大多为左翼阶级作家，或者为书商编辑或生活在都市十里洋场的感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前卫青年，大多以文为生。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原创版】
目录
一、引言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五、结论
正文
一、引言
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流派，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二、京派海派左翼文学的概念和背景
京派左翼文学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以北京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海派左翼文学则是指同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批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两派左翼文学在创作背景、地域特色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三、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京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民族精神的强调。

在价值取向方面，京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和民族意识，关注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矛盾，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四、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海派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绘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在价值取向方面，海派左翼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具有现代意识和个人立场，关注个体命运，抒发个人情感，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五、结论
京派和海派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方面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1933年—1934年的京海派之争虽历时一年便草草收兵，但是它向世人展示了北京与上海文化的不同方面，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京派海派文学的不同风格。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从“家中大司务老景’”谈起，说“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职责，从而引出了“现在的文学家”，他们“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实指海派文学。

他同时又指出所谓的“海派”，不单指上海的“文学作家”，也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群教授”，他们的创作或授课“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有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他觉得“文学家态度的改变”，要以他家大司务为榜样“那大司务处事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是学习的态度”。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所流行的。

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地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

”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和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

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　现代文学文体建设时期的流派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命形态，每个时期都有它每个时期作为一种生命的发育阶段和关注的焦点。

从１９１７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关心的是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经过十年左右的激昂奋发的开辟性的工作，到了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前期，它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已经是新文学的自身，关注自己的文体建设。

今天要讲的京派和海派（主要指上海现代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建设的流派。

所谓京派和海派，都没有成立一个稳固的社团，它们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体特征，以及在以文会友过程中因趣味相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上，京派的成员主要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滞留在北京的部分成员，比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林徽因、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以及理论批评家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刘西渭）。

鲁迅在１９２９年７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已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流派的分化重组：青岛大学已开。

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

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①３０５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　①鲁迅：《致章廷谦（川岛）》（１９２９年７月２１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７８页。

沈从文作为流派中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这样回忆道：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

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2019-04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京派旗袍与海派旗袍的对比研究吴怡霏（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湛江524000）摘要:旗袍是我国服饰文化的经典，是最具民族气息的服饰符号。

民国时期是旗袍的巅峰时期，根据旗袍的出现的不同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等演变成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不同类别的旗袍有着别样的风韵和特色，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解读旗袍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京派旗袍；海派旗袍；异同分析；发展趋势中图分类号：TS941.717.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9）12-0137-02一、旗袍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一）旗袍的概念旗袍，诞生于清代初年，盛行于三四十年代，是民国时期的妇女时装。

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因为满族人被称为旗人，故她们穿着的衣服被称为旗袍。

（二）旗袍的演变历程清代初期的旗袍样式起初的由胡人穿着，游牧民族的胡人经常进行马上活动，所以旗袍的款式宽身窄袖的、低领直筒式、底摆两面或者四面开衩的，款式便于穿脱；清代中期，旗袍的领子逐渐增高，原先底摆的四面开衩一律改成两面开衩，旗袍的袍身也逐渐变窄，装饰业更加注重镶嵌和绣饰；清代后期，旗袍的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也加长到脚踝，款式越来越趋于保守，这跟当时的政治文化有极大的关系。

清朝旗袍稳重内敛的特征后期逐渐演变成极具特色的京派旗袍。

民国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旗袍最辉煌的时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旗袍被列为国服，也是旗袍流行的最初时期，三十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是旗袍走向西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旗袍吸收西方的立体裁剪方式，彻底摆脱旧有模式，凸显女性玲珑性感的身材曲线，这类改良式的旗袍被称为海派旗袍。

二十世纪50年代，旗袍从流行主导时尚的位置回归到平民，旗袍的颜色变得自然单纯，不妖不艳，色调素雅和谐，简洁又不失大方；二十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旗袍几乎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旗袍以制服的形式出现在各大服务行业，款式显得有些落伍；现如今，旗袍也以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礼服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交场合。

京派与海派文学流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京派代表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风格，海派则代表了上海这个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氛围。

本文将对京派与海派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文学形式、创作主题以及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点。

一、文学形式京派的文学形式更加传统与古典，注重诗词、歌赋、戏曲等。

其代表作家有林则徐、郭沫若等。

京派的文学作品常常融入汉字的独特韵味，情感表达深邃而内敛。

其中，京剧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音乐、舞蹈和唱腔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文学作品生动地演绎出来。

相比之下，海派的文学形式则更加多元化和开放。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文化氛围高度开放，吸引了各地人才的涌入。

因此，海派的文学作品不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同时还融入了现代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形式。

代表作家有丁玲、巴金等。

海派作家们以开放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将现实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创作主题京派的文学创作主题较为庄重与宏大。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京派的作品往往以国家兴亡、历史伟人等为中心，以表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

其中，林则徐的《赴戎州》以忠诚和牺牲精神为主题，寄托了作家对国家未来的良好祝愿。

海派则更加关注个人的命运、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议题。

他们以个体的经历和情感为切入点，以“写人为写社会”为理念，揭示社会弱势群体的艰辛生活和对命运的抗争。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女性命运为主题，展现了当时农村女性的艰苦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

三、艺术风格京派的艺术风格偏向于传统的古典美。

其作品以情感的内敛和审美的典雅为特点，注重意境的营造。

例如，郭沫若的《丰乳肥臀》以优美的辞章和史诗般的叙事手法，将人物的命运与社会背景相结合，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与洞察力。

而海派则更加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真实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

他们以直白而真实的语言描绘社会的丑陋和个体的悲惨遭遇，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

从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的发展历程看文学的使命京派与海派的争斗由来已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研究，比如探讨两派之争的文化内因，媒介地理环境对两派之争的影响，外来文化对当时两派的影响，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发展演变历程，当前两派各自的发展情况及研究现状等。

研究范围由对两种派别文化差异性之争演变为对两派所处地域文化的关照，由单一的文学探讨拓展为对两派的话剧、戏曲、媒介的研究。

本文则从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的发展历程及当前两派之争的现状看文学的使命，以批判的眼光看当前两派文学存在的诟病，由此探讨文学的使命是什么，文学因何而伟大。

京派与海派之争始于沈从文对海派文化的大肆批判，形成于杜衡的强烈反驳，强化于鲁迅对两派之争实质的批判。

1934年和1935年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中对两派之争做了深刻的批判。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

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鲁迅对两派之争的批判是深刻尖锐而一语中的。

他的文学的“帮闲”与“帮忙”将中国文学所处的位置，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文学的作用揭露的一览无余。

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历史由来已久，而海派文学成为商业牟利的手段在当今社会依旧不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君主专制思想还很强大，京派作家身居帝都，成为为政治服务，强化当局者对民众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也就在所难免。

沿海地区则成为被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突破口，大量资本主义思想蜂拥而至。

文人商业化立场在所难免，写作成为文人谋生手段。

只不过“重农轻商”的思想依旧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时更多的是京派对海派的大肆批判。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国家政体及政治秩序的建立，使得京派文人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

遗憾的是从建国，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夜，京派文人为争夺在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而采取的种种排除异己，相互倾轧的卑劣行迹令人汗颜，这其中不排除政治环境对文人的影响，但文人的劣性根也被暴露的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