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现状分析与未来预测
「标题注释」本文作者感谢樊纲教授的意见以及夏小林在资料上的帮助，但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完全由本人负责。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乔桐封老师提供了相关调研资料，特此致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总体市场化、行业市场化与地区市场化离目标市场化还有多远，并通过问卷调查及计量分析，对未来5～10年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预测。
文章认为，未来市场化的最主要障碍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法制建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改革的中心任务将是政府职能转换。
而想真正做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需有制度监督与保障，即法律制度环境的完善。
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时至今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经历了1/4世纪。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今后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市场化改革向广度与深度推进。
那么，当前中国的市场化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行业市场化与地区市场化呈现什么样的局面？未来市场化前景如何？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什么？这些是无论理论家还是实践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本文正是本着回答这些问题的初衷，对中国市场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
一、中国总体的市场化进程
1.市场化测度指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用什么指标来刻画这一市场化进程，却一直存在争议。
国际上通行经济自由度指数（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即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
这一指数旨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打分、排序。
而国内学者更喜欢用百分比来衡量市场化所达到的程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采用百分比来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时候，并没有先验地假定100％是市场化的最高指标或目标模式，把它理解成相对进步程度更合理一些。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在对市场化进行测度方面，选取的指标也会有所差异。
表1显示了NERI指数（即国民经济研究所测度市场化的指数，简称NERI指数）和北师大指数（即由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合作测度市场化的指数，简称北师大指数）的主要内容，尽管有所区别，但大的方面基本一致。
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
说，NERI指数可能更好一些。
这是因为北师大指数侧重于从公平贸易角度对外（主要是国外）宣称中国是个市场经济国家，而NERI指数是更一般性地考察一国的市场化程度。
2.中国当前的总体市场化程度
如果进一步比较NERI指数和北师大指数，会发现NERI指数侧重于各省区在市场化方面相对位次的变化，即强调横向比较；而北师大指数侧重于全国总体市场化的纵向比较。
就这一点而言，判断当前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用北师大指数更合适一些（参见表2）。
表2列出北师大指数33个分项指标，以使我们对中国总体的市场化有一个全面的印象。
这里的指标分值采取5等分制，分值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中，1分为最高，5分为最低（参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分方法）。
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
通过分析发现，得1分的有5个（占15.15％），得2分的有11个（占33.3％），得3分的有12个（占36.4％），得4分的有5个（占15.15％）。
这样，我们可以了解，近70％的指标取得2～3分，即这些指标离目标市场化的距离是中等；离目标市场化太远或太近的指标，总共只占30％多一点。
综合起来，中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也就是中等市场化程度（这完全不同于“中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概念，切勿混淆）。
根据北师大的换算方法，2001年中国的总体市场化程度是69％。
这个数字与官方的判断60％比较接近。
例如，原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李寿生在《经济参考报》（2002年9月11日）上撰文指出：从企业的角度，从改革的角度，中国当前的市场化大概是60％；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由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高层论坛上指出：我国市场化进程目前已经完成60％，经济增长正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格局转变（2003年10月30日《产经网——中国审计报》）。
这个数字与国内专家们的判断（2003年10月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委托中国国内30位著名经济学家所作的预测）也很吻合（见图1）。
有近一半的专家认为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在60％～70％以下。
超过1/3的专家认为低于这个程度，只有16.67％的专家认为高于这个数。
总体而言，对于60％～70％这样的判断是比较认可的。
图1国内专家对当前中国总体市场化程度的判断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5～10年后中国经济市场化调查问卷》。
综合北师大指数、官方意见以及专家判断，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的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0％与70％之间。
3.对总体市场化进程的预测
对中国未来的市场化进程尤其是5年和10年以后经济市场化程度进行预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这一方面是由于影响市场化的因素很多，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很多；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市场化进行测度的工作开始还没几年，积累的数据相当有限。
不过，本文还是愿意作一下尝试。
目前来看，关于市场化程度，较系统的数据主要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
问题是，尽管NERI指数有1997～2000年的4年数据，但可比口径的只有1999年与2000年，也就是说，可用的时间序列只有两年。
北师大指数事实上只有2001年1年。
其他零星的计算，更不系统。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利用横截面的数据来弥补时间序列数据的不足。
NERI指数包含了30个省份，加上有2年，共60个观察值，勉强可以进行预测。
考虑到对GDP 的未来增长预测要相对确定一些，另外，GDP 指标也很综合，比某些单项指标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量，所以，我们希望建立市场化指数与人均实际GDP 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通过人均实际GDP 来预测未来市场化指数。
（1）解释因子为人均实际GDP.
回归结果为：INDEX=4.858445+0.000110×GDP （17.62701）（3.778087）
R[2]=0.197498，调整后R[2]=0.183662，F=14.27394从结果可以看出（括号内数字为t 统计量），无论是R[2]还是调整后R[2]都不到0.20，也就是说，人均实际GDP 仅能解释市场化指数变化的不到20％。
这显示GDP 与市场化程度INDEX 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很强。
（2）解释因子为GDP 与GDP[2].
回归结果为：INDEX=3.338765+0.000441×GDP （7.192528）（4.931368）
-1.15E-08×GDP[2]（-3.869251）
R[2]=0.364431，调整后R[2]=0.342130，F=16.34168结果表明，增加GDP 二次项以后，解释力有所提高，但人均实际GDP 对市场化指数变化的解释力还不到40％
（R[2]=0.364431）。
（3）解释因子为人均实际GDP ，以及体现地区差异因素的虚拟变量。
以上的分析表明，仅仅用GDP 来解释市场化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决定了市场化水平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30个省区的横截面数据，因而，地区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影响一定存在（比如地理位置的影响、不同省份可能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不同省份政府的开明程度的差别等等）。
于是，我们加入虚拟变量以体现这些结构性差异因素的影响。
由于有30个省区，我们要加上29个体现地区差异的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为：
INDEX=-3.046061+0.000906×GDP+0.454302D2（-4.425193）（13.14907）（1.203155）
+1.494322×D3+…+0.565362×D30（4.305879）（4.828941）
R[2]=0.960075，调整后R[2]=0.918773，F=23.24534结果表明，加入虚拟变量以后，市场化指数变化的96％可以得到解释。
除了有两个虚拟变量（D2，D10）系数的t 统计检验通不过之外，其他各项统计检验都能通过。
因此，这个回归方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如果在该方程中加入人均实际GDP 的二次项，R[2]有所上升，达到98，5％；而用logGDP代替GDP进行回归，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这恰恰表明人均实际GDP 不能很好地解释市场化，而市场化指数变化的更大部分实际上要由各类地区性差异来解释。
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经验也是相符的：一个地区或国家人均GDP 增长得快，并不意味着市场化也很快；人均GDP 高也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高。
前苏联的人均GDP 就很高，但其市场化程度并不高。
北京的人均GDP 也很高，但其市场化程度却没有相应地那么高。
下面准备用以上的回归方程对未来的市场化进行预测。
应该选择哪个回归方程呢？第1个方程R[2]太低；第3个方程尽管R[2]很高，但由于用了反映地区差异的虚拟变量，在对全国的市场化进行预测的时候又不适合（这个方程适合估计某个地区的市场化），因此我们选择第2个方程。
首先是对全国人均实际GDP 进行预测。
根据中国政府的目标，到2020年，人均GDP 翻两番（也有的认为是GDP 总量翻两番），即2020年的人均GDP 是2000年的4倍。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算出年均增长率为7.18％。
由此测算出2000～2020年的人均实际GDP.再根据回归方程（2）INDEX=3.338765+0.000441×GDP-1.15E-08×GDP[2]得出图2：未来中国的总体市场化程度。
图2未来中国的总体市场化程度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NERI指数、人均GDP 水平以及回归方程（2）进行预测的结果。
这里市场化指数使用的是NERI指数，并假定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为65％（即在60％～70％之间）。
由此测算出当前（2003年）的市场化程度为68.1％，5年以后（2008年）为76.1％，10年以后（2013年）为82.5％。
我们的预测结果与专家预测颇为吻合（见图3、图4）。
专家预测表明：5年以后，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大致在70％～80％之间（45％的专家持这样的看法），10年以后，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大致在80％～90％之间（43.3％的专家持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判断，意味着每5年市场化程度向前推进差不多10个百分点。
图35年以后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专家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5～10年后中国经济市场化调查问卷》。
图410年以后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专家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5～10年后中国经济市场化调查问卷》。
不过需要指出，我们的预测方程在预测2015年以后的市场化水平时并不很理想。
因为方程中有GDP 的二次项，市场化水平在达到一个最高点后会往下走，这不太符合经济现实（就较短时间的预测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此，在缺少市场化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要谨慎使用计量预测。
二、行业市场化进程
1.当前的行业市场化水平
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从图5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
图5各行业的市场化水平（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为什么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来自市场准入限制。
那些市场化程度高、非国有经济占比高的行业，其市场准入限制就相对少（比如制造业）；而市场化程度低的行业，其市场准入的限制就相对多（比如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等）。
因此，行业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撤销准入限制、不断打破国有垄断的过程。
表3显示了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情况。
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
以总资产来衡量，除了化学纤维制造业与橡胶制品业非国有占比在70％以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50％以外，其他的垄断行业总资产占比中非国有均不到35％，甚至不到10％。
如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非国有总资产只占4％，烟草加工业非国有只占8％，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非国有只占9％。
资料来源：转引自“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制度的障碍与供给：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2.对未来行业市场化的预测
对于行业市场化来说，除了准入限制这个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以外，也和行业的性质有关系。
比如该行业是否能“赚钱”、是否有盈利前景等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
以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为例，应该说政府不会有太多的准入限制，但非国有资本却不愿意进入，根本原因就在于该行业的盈利前景很差（至少目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国有经济不能进入（存在准入限制），另一种是非国有经济不愿意进入（缺乏盈利前景）。
不过，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行业大部分是由于准入限制而不是缺乏盈利前景。
正因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以至行业市场化的主要障碍，打破国有垄断、撤销准入限制就成为改革的新方向。
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打破电力、通讯、民航、铁路4大部门的行业垄断：“十五”计划又增加了公用事业部门。
为配合打破行业垄断、推进市场化进程，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如2003年，中国民航总局起草有关国内资本投资民航业的规定，此规定比2002年颁布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更加开放；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制定了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
与此同时，为了兑现加入WTO 的承诺，中国在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也加快了步伐。
如出台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暂行办法》、《关于期货经纪公司接收出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设立外商控股、外商独资旅行社暂行规定》、《外资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
另外，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其方向是进一步扩大企业——当然包括社会投资的自主权，进一步缩小政府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而且要简化审批程序，为社会投资——包括外商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官员表示，根据这个方案，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是一个重要方向，其核心应是收缩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全面开放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
总之，对行业市场化影响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市场准入”问题，原则上是在逐步撤销。
除了一些特别的行业（如军工），基本上都没有准入限制了。
不过，这种准入也是渐进的，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所有限制都没有了。
比如对外资进入银行业、电信业还有地区限制、股权比例限制等。
但到2007年（根据WTO 协议），这些限制都将取消。
就未来的行业市场化而言，高度国有垄断被打破的行业会发展比较快，比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公用事业等行业。
文化产业在近几年的发展也会非常迅速。
而金融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会更慢一些，在5年之内的发展会不及上述行业。
总体判断，服务业的市场化进
程会快于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市场化水平已经很高了。
三、地区市场化进程
1.当前中国的地区市场化进程
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
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
如表4所示，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
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
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表4各省市区市场化总指数（1999～2000）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计量分析所揭示的，造成这种地区市场化差异的因素很多。
深圳原本不过是个渔村，现在却是市场化进程中的先锋。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圳曾被确定为经济特区，是最早的经济开放城市。
可见，是否有政策支持是推动市场化的一个要因。
不过，同样的政策如果给西部的一个城市，其成功的概率可能要小得多，这又和区位因素有关。
尽管我们不可能举出所有造成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但显然，它们仍会在未来对地区市场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2.未来地区市场化进程的预测
尽管国家追求一种平衡发展战略，希望各个地区有同等的发展机会。
但政策的先后（如先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到西部大开发，再到当前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路径依赖，包括区位等因素，会进一步拉开各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差距。
那么，哪些地区市场化进程会更快一些，哪些地区会更慢一些呢？这还要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
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面临的就是非农就业（即把几亿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问题。
那么，哪些地区或城
市能够吸纳如此庞大的非农就业人口呢？
前面分析指出，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均在全国的前列。
而正是这一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孕育出了三大经济圈，即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及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带。
三大经济圈创造了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40％，也吸纳了全国绝大部分的新增劳动力。
三大经济圈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制造中心，其在全国经济的权重越来越大。
这两个三角洲是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主要制造业企业最集中的地区。
据国外学者研究，平均一个单位制造业的工作能通过直接与间接方式产生4.2个单位的工作（Baker and Lea ，1993）。
正因为如此，未来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指望在以制造业最为集中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消化解决。
而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带，除了原有的基础，加上最近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会给该地区增添新的活力，从而在未来吸纳新增劳动力中也会发挥较大作用。
不过，单纯从市场化角度，长三角与珠三角比环渤海经济带要领先得多。
从2000年的市场化排名来看，天津排在第7位，辽宁排在第10位，北京更是排在第14位。
因此，尽管三大经济圈处在广义的东部沿海，在未来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市场化进程中均会处于领先的地位，但相对而言，长三角与珠三角优势更明显一些。
实际上，无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京津地区，原先的计划色彩都是相对较浓的（相对于长三角与珠三角而言）。
而从专家预测结果来看，也基本支持这样一个判断：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市场化进程最快，而北京及周边地区及大连等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次之，其他的中西部地区最慢。
图6显示，5年以后，认为广州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51.67％，认为上海及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40％，而认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及大连等东北地区市场化最快的加起来还不足4％。
图65年以后市场化最快的地区和城市（专家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5～10年后中国经济市场化调查问卷》。
图7显示，10年以后，认为上海及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54.72％，认为广州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19.72％，认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14.72％，认为大连等东北地区市场化最快的专家比例占9.72％。
图710年以后市场化最快的地区和城市（专家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5～10年后中国经济市场化调查问卷》。
从这些专家预测结果可以看出，未来地区市场化最快的地区按时间推进来排序基本上是：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再是北京及周边地区以及大连等东北地区。
四、市场化的决定因素与主要障碍
前面分析了中国总体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以及行业市场化进程与地区市场化进程。
那么，决定市场化进程的因素到底有哪些？什么将是中国未来市场化的主要障碍呢？
1.市场化的决定因素
关于市场化的决定因素，NERI指数归纳的5大因素是比较全面的。
可以简单地认为，这5个方面就是市场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不过，这5个方面，哪个是更重要的，哪个是不太重要的呢？
由此我们想到NERI指数中的权重（见表5）。
是不是权重越大，其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就会越大、决定性就会越强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先要搞清楚这些权重是怎么得来的。
NERI指数在构造权重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
即依据各因素的实际数据对所测算总指数的贡献度，将各种指标的数据带入模型，由这些数据本身的相互关系自动生成它们在这一体系中的权重。
这样生成的权重，其特点是赋予差异较大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对那些差异较小的变量则给以较小的权重，使最后生成的指数能较好地体现差异性，因而非常适于研究各地区的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
从方法上讲，这样生成的权重是比较客观的，并且权重大小基本代表了这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这个权重，只具有统计上的重要性，而并非现实经济中的重要性。
比如，就产品市场发育这个因素来讲，如果各个省区在产品市场发育方面的差距很大，那么，它在解释地区市场化差异中权重就很大（正如2000年NERI指数所显示的），而要素市场发育在各个省区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体现在指数中的权重就很小。
这能够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性不及产品市场发育的重要性吗？显然不能。
并且，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政府改革方面，各省区都没有什么进展或者都进展很快，也就是说地区之间差异较小，从而其权重就会较小，我们能够因此认为政府改革这个因素在决定市场化进程中不重要吗？
所以，我们认为，NERI指数的权重只具有统计上的重要性，能够很好地解释地区市场化的差异性，但这不等同于这些因素在现实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程度。
2.市场化的主要障碍
由于NERI指数中的权重不能说明该因素的实际重要性，我们也不能据此得出将来哪些因素是市场化的主要障碍。
相比起来，北师大指数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鉴于北师大指数与NERI指数所概括的5个方面的因素并不一致，我们根据表1作了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