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2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 2002 (总第56期)J OU 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 d S ocial S ciences)serial N o.56
论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
吴秋明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摘 要:确定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三种观点即计划经济观点、产权理论观点、“进退”观点都存在偏颇,应当通过国有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来确定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应用扩展型交易费用理论模
型确定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综合性强,能进行定量分析,可避免主观判断,更为合理、科学,可为国有
企业效率边界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一般性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国企;效率边界;交易费用理论;扩展型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2)02-0009-06
企业有个效率边界问题。所谓效率边界,实际上就是成本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企业完成的各项业务所需的成本比通过外部市场来完成所需的成本要低;在这个边界外,情况则相反;在这个边界上,则两种成本相等,如图1。
图1 企业的效率边界
图1表明,该企业需要的水、电、气,原材料1和原材料2、零配件1、部件3以及产品的销售,由市场上其他经营主体承担效率高,成本低,比较经济。而部件1、部件2、原料3、半成品的生产或加工,由企业在企业内部进行效率高,成本低,比较经济。现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奉行社会大分工与大协作,企业只掌握核心技术、核心产品的生产,其他零部件发外加工,正是出于效率与成本方面的比较。
就国有企业内部单一企业而言,与一般企业一样,也有一个效率边界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在考虑产品生产时,强调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各个国有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基本上是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虑。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对“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模式进行改革,也是出于成
收稿日期:2001-04-04
作者简介:吴秋明(1957—),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博士生。
本和效率的考虑。
国有企业就整体而言,同样存在着效率边界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后,国家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强调国有企业要进行结构性的战略调整,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是把国有企业看成一个整体,通过战略性调整确定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边界。近年来,国有企业实行的一系列产权制度改革,诸如:兼并、破产、拍卖、“抓大放小”、股份制以及减持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份等等,其实质是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调整和确定。
但是,国有企业就整体而言,效率边界的划定标准是什么?国有企业效率边界如何确定?在理论界和实际改革中,并未形成共识,许多问题仍在摸索中。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划定标准,以期对国有企业结构和规模的调整提供战略取向和方法论基础,提高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一、确定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三种观点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既涉及结构方面的调整,也涉及规模方面的调整。无论是结构或是规模的确定,其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效率边界的划定。在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上,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和实践,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有企业现在和将来的改革与发展。
1.计划经济的观点
从建国开始到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一套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由国家统一制定和组织实施,企业的计划(时称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直接相联,前者服从后者,企业的生产任务由上级主管机关统一规定,企业所需的物资由国家物资部门统一调配,企业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利润由国家财政统收统支。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劳动效率,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只是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不存在市场问题,没有市场空间,没有市场交易,国有企业覆盖全社会,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等于整个社会的边界,如图2。
图2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及行政隶属关系
客观地说,以全社会为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设想,初衷是好的。从系统理论来说,企业由国家统一运筹、统一经营,完全能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高度整合、优化配置。从经济理论来说,正如罗纳德.科斯(Ro nald H.Co ase)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说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部分市场交易的费用就可以节约”。[1](P83)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也曾表现出它的高效率。由于这样的管理模式不存在市场交易,因此,不存在市场交易成本,如果组织成本能够处于低水平的话,则将极大地节约社会生产总成本,从而可以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有化浪潮,以及随后的盲目扩张,原因正是如此。
但是,如果把这些理论推向极端,事物就走向了反面。“首先,随着企业规模变大,在企业主的职能上,可能存在收益递减,就是说,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其次,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加,企业主可能无法把生产要素安置在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就是说,他无法最好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应价格可能上升,因为一个小企业的'其他优势'要超过一个大企业”。[1](P86)计划经济的观点正是忽视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其根本的失误在于“外部交易内部化”的极端化。具体地说:首先,它跨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将生产劳动部门都纳入了单一的公有制,并实行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超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而造成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极度不平衡,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它将社会生产及其管理看得过于简单并理想化了,总以为政府无所不能,因而应当无所不为。它过高估计了政府的行政调控能力,包括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违反了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低效益;第三,高度集权而又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破坏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性,争资金、争项目、争投资、重复建设、强调局部利益,不但没有使社会的物质资源得到合理使用,反而导致社会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第四,它忽视了人性在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点及个性的差异性,过分强调统一性、人的自觉性和人的理性程度,忽视了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差异和整合,从而造成组织管理成本不断攀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掀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正是国有企业效率边界的理性收缩。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基本上也是出于效率边界调整方面的考虑,即通过缩小国有企业效率边界,降低国有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
2.产权理论的观点
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占主流地位的指导理论是产权理论。从早先的放权、承包经营、拨改贷、利改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到现在的“抓大放小”,以及进一步减持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的比重,基本遵循产权改革的路子。
所谓产权,是指在所有权实现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的相互结合,是所有权的派生或实现形式。在产权结构中,所有权是核心和基础。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指导的基本思想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而是产权;强调明确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处置权,并处理好产权结构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这种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应用这样或那样的产权制度安排,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或几种资源配置或交易方式,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或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通过设计一种计量或监督机制,来衡量各要素投入的生产效果,以及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即产权结构,使偷懒和搭便车难以生存下去,以及解决由于占有、支配、使用财产权利而发生的利益冲突,依靠市场运行机制,来降低和消除企业运行的组织成本,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
近二十多年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指导,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以前,其目标是保持国有企业效率边界不变,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主要是产权结构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的改革。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拨改贷、利改税是这些改革的突出表现。也就是说,当时的改革,是维持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不变,努力寻求一种较优的内部产权结构,借以降低组织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但是,这种试图通过调整产权关系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实践中并未获得成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以及由于承包经营所导致的企业短期行为,由于拨改贷所导致的企业只贷不还等等,使国有企业在困难和矛盾中越陷越深。
第二阶段是1990年以后迄今,其目标是缩小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在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主要是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处置权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了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取向和改革实质。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破产、拍卖,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抓大放小”、进一步减持国有股份,实行政企分开等,是这些改革的突出表现。也就是说,1990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种涉及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战略性、根本性的大调整,其目标是:通过市场寻求一种较优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缩小国有企业的效率边界,以市场交易取代企业内部交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降低社会生产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