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首《乡愁》看诗歌中的典型感情
诗是感情之花，是抒情的艺术；和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诗更长于直接表达作者的感情。从本质上讲，诗完全是感情的产物，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诗是抒情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感情在诗中的重要作用。而读者应当明了的是：优秀诗歌所传达出的感情，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感情，或者换句话说，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必须是一段典型感情，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和相应的美学价值。
一段典型感情首先必须是一段真实的感情，是诗人确实体验过并为之激动过的感情。庄子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真实，是典型感情的基础，一切虚伪矫饰的感情，都将从根本上破坏诗的美，更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性。我们可以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诗人所创作的大量的乡愁诗里感受到真实的巨大力量。为什么就整体而言，台湾诗人以乡愁为主题的创作，要比大陆诗人此一方面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要好得多，表现出了更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呢?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远离了故国，才能有故国之思；远离了故乡，才能有故乡之思；远离了故人，才能有故人之思。台湾诗人孤悬海外，他们对离散之苦，有着最为痛切的感受，因而，这种强烈的故国故乡故人之思，一旦发而为诗，就以无可比拟的情感真实，深深感染了读者。
一段典型感情还应该是一段具有鲜明个性的感情，从抒情气质到抒情方式，都应是特立独行、不同凡响的。只有这样，这段感情才迥异于那段感情，才能以它独特的美学意味产生独具的艺术魅力。
一段典型感情又必须是一段具有普遍概括意义的感情。只有这样，这段感情才不是难以理解的，才能以它蕴含的共性，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共鸣，从而由“自我”出发，进人大众的心灵。下面引用两首台湾诗人脍炙人口的同题诗作，请读者仔细揣摩一下其中所传达出的典型感情的上述三要素。
乡愁
杨唤
在从前，我是王，是快乐而富有的，
邻家的公主是我美丽的妻。
我们收获高梁的珍珠、玉蜀黍的宝石，
还有那挂满在老榆树上的金币。
如今呢?如今我一贫如洗，
流行歌曲和霓虹灯使我的思想贫血。
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
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第一首《乡愁》的作者杨唤(1930-1954)，生于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在初级
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开始写诗、绘画。抗战胜利后到青岛，18岁担任《青报》的副刊主编，1949年到台湾。1950年开始写儿童诗，成为台湾现代儿童诗的先驱，1954年因车祸逝世于台北。第二首《乡愁》的作者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少年时期流寓重庆。1947年人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现为台湾著名作家。这两位诗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祖国大陆度过的。正是这段终生难忘的岁月，给了诗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他们远离故乡之时，才能以出自心灵最深处的乡愁，谱就了他们笔下如此深切动人的诗篇。如果说这两首《乡愁》传达出了一段具有典型意义的感情，那么．它们的典型性，就首先表现在它们的情感的真实性上。其次，这两首同题的《乡愁》，从抒情气质到抒情方式上，又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杨唤自幼丧母，他的童年是苦难而不幸的。但苍白的童年生活，却是决定杨唤一生的关键。杨唤生前最大的志愿，就是出版童话诗刊，希望在他甘美而又俏皮的文字带领下，让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都能有个快乐的童年。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在杨唤的涛作中，那优美流畅的字句和童话般的美丽色彩，正是他对凄苦童年的凭吊和补偿，这构成了杨唤独特的抒情方式。这首《乡愁》就正是如此，当他写到故乡的时候，故乡是这样的优美，优美得如同童话一般；当他写到现实的时候，现实则是如此地令人身心困窘。全诗就这样在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中，深切地表达了杨唤内心的乡愁和哀痛!而余光中的《乡愁》，则又有着余光中独特的抒情方式，读来又是别一番天地。它的结构奇特而又整齐，在形式上富于格律美；它的乡愁既纵贯于诗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同时又横跨于各个阶段上的“这头和那头”，把对亲人的思念与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交织贯通在一起，层层递进，愈进愈深，感情越来越深沉，境界也越来越宏大。最后，尤为可贵的是，这两首诗虽然都表达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受，是诗人独特的美学创造，但它们又对海峡两岸千百万中国人渴求祖国统一的共通情感作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概括!
不难看出，真实、独特和普遍概括，是构成诗中典型感情的三要素；三者的完美统一，使优秀诗歌传达出的感情具有了典型意义。也只有在这时，诗的抒情之花才最为美丽和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