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译文
宋仁宗嘉祐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召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临川人，酷好读书，会写文章。曾巩曾经拿王安石撰写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替他扩大声誉。庆历二年应试，选拔为进士第四名，授职淮南判官。原有制度规定：任期已满，可以进献文章请求就试馆职。王安石偏偏不请求就试，调往鄞县去当知县。在县内修筑堤堰，开挖池塘，兴办水利交通事业。青黄不接时又借给百姓官仓粮谷，秋后连本带利偿还，使新粮旧米得到调换，县民对此感到很便利。不久转往舒州做通判。文彦博举荐王安石淡于名利权位，请求破格提升他，用来矫正奔走钻营的官场歪风。朝廷宣召他就试馆职，王安石却拒不前往。欧阳修举荐他出任谏官，王安石又以祖母年迈为理由加以推辞。欧阳修认为王安石需要取得官俸侍养祖母，又向朝廷进言，委任他为群牧判官，王安石又予以推辞，恳求补任还空缺的地方官职，于是出知常州，转任提点江东刑狱。他和周敦颐不期相遇，日夜交谈不中断。王安石回到任所精密思考，竟至废寝忘食。起初，朝廷召任馆职的命令多次下达，王安石总是辞谢不就职，士大夫都认为他无意世事，很遗憾不曾见过他一面。朝廷常想授予他令人羡慕的官职，只担心他不上任。到这时就任度支判官，闻知此讯的人没有不高兴的。王安石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方面很坚决，于是上奏《万言书》，主要以为：“如今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拮据，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衰颓败落，病根在于不晓得法令制度，不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缘故呀！效仿先王施政纲领的关键在于取法它的精神实质而已。取法它的精神实质，那我所要进行的更改变革不至于使天下人的耳目为之震惊，使全社会的舆论为之大哗，就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施政纲领了。依据天下的民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抽取天下的财富，来供应国家的用项。自古天下大治的时代，未曾把财力不足当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理财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罢了。各级官吏的才干智慧已经不足以使用，而民间也缺少可以任用的良才，陛下对国家的依托，疆土的守护，怎么能够始终认为上天会永久保佑，而不会发生意外的忧患呢！但愿陛下洞察因循守旧的危害，明确诏命大臣，徐图改进，以期适合现实的变化。臣下我这套主张，是一般人讲不出来而议政者又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老掉牙的东西。”宋仁宗看过奏疏，就搁在一边了。吕祖谦说：“王安石变法的底蕴，也在这封万言书中大致显现出来了。只是他的理论主张在嘉祐时期未被采用，到熙宁年间又全被
采用了。看来世道变化的机缘，是有某种固定安排的。”
宋英宗治平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任命王安石当江宁知府。在英宗继位后的整个期间内，王安石虽经宣召却一直不曾起身就职。
宋神宗熙宁元年夏季四月二十四日，王安石才首次来到京师，这时照接到翰林学士的任命已经超过七个月了。冬季十一月，朝廷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宰相等人因为黄河北部连遭旱灾，国家用度不足，请求南郊祭天后别再照例赏赐金钱绢帛了。诏命众学士讨论。司马光说：“赈济灾荒，节省开支，应当从中枢部门做起。可以采纳这种提议。”王安石说：“唐朝常衮辞让御膳慰劳和宰相封邑，当时人都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知道力不胜任，就应该主动辞去高官显位，不应当仅仅辞退厚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者的缘故啊！”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计数征税，用畚箕敛取谷物罢了。”王安石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所出产的财货物品，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善于理财的人设法掠夺百姓，由此造成的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纯属桑弘羊蒙骗汉武帝的论调。司马迁把这写在《史记》上，正用来表现他的愚蠢罢了。”双方争论不休。宋神宗表态说：“我的看法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批准这样做来答复宰相等人。”正赶上由王安石起草这道诏书，就引述常衮的事例来责难两府，两府不敢对答争辩。
熙宁二年春季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最初，宋神宗准备起用王安石，曾公亮大力加以推荐。唐介则说王安石难当大任。宋神宗问道：“是文章学问方面不能胜任呢？还是经典理论方面不能胜任呢？或者是处理政事方面不能胜任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训，所以论事迂腐空阔。如果让他执政，一定会有很多变更。”唐介退朝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果真被重用，天下必定会困顿多事，各位应当心里明白这一点。”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说：“王安石能不能起用为宰相？”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章和道德修养都特别高，安置在侍从献纳这种职位上完全可以。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可王安石性情耿介，心胸狭隘。一定要物色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宋神宗不以为然，终于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对他说：“朝臣都不真正了解你，认为你只通晓经典理论，不明白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王安石回答说：“通晓经术，正是用来处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宋神宗紧接着问道：
“你所筹划的治国方案，把什么放在第一位？”王安石回答说：“衰世的社会风气表现为：贤良的人不能够推行仁德，奸恶的人却能够施展暴虐；低贱的人不能够推行礼义，高贵的人却能够任意胡来。因此，矫正社会风气，改立法令制度，正是当今所要迫切解决的头等大事！”宋神宗深深赞同这种判断。
二十七日，讨论改行新法。王安石提议：“西周设置泉府这一机构，通过专卖来抑制兼并，周济贫乏，调节和流通天下的财富。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的所作所为，才大致符合古代的用意。一般读书人不能推究阐明先王采取这种措施的用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与百姓争夺财利。如今要理财，就该修明泉府的成规，用来收回财利的支配权。”宋神宗采纳了这条提议。王安石又指出：“人才难得又难全面了解。现下让十个人理财，其中难免会有一两个人办错事，随之攻击的言论就乘机掀起。尧和众大臣共同选派一个人——鲧去治水，尚且不能避免失败这种事，何况如今所选择使用的并不是一个人，哪里能够保证不出错？关键应当权衡利弊的大小，不被攻击的言论所迷惑。”宋神宗说：“有一个人办错事就废弃了所要干成的大事，这正是很少能够干成大事的原因。”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责筹计国家财政，讨论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来使天下财利得到流通，为此命令陈升之、王安石领导这项工作。
起先，晋江人氏吕惠卿由真州推官任满入京，与王安石讨论经书的内容要旨，很多看法相一致，于是二人定下朋友关系。所以到这时王安石特向宋神宗推荐说：“吕惠卿的才干，即使前代的杰出儒士也不容易和他相比。研究先王的治国之道而能效法运用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于是任命吕惠卿和苏辙共同担任检详文字一职。事无大小，王安石必定要和吕惠卿商议。凡是王安石所提出的建议、请求等奏章，大多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又委任章惇充任三司条例官，曾布充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王安石凡有奏请而朝臣认为不妥善的，曾布一定要上疏逐条辨析，来坚定宋神宗的意向，使之一心信用王安石，并以此来威胁朝臣，使他们不敢再多嘴。由此王安石信任曾布，仅次于吕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各项措施，相继出台，总称为新法，颁布施行于全国。
王安石与刘恕关系密切，打算引荐安置为三司条例官。刘恕借口不熟悉钱粮事务加以辞谢，并且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明公，就应弘扬尧舜的德政，来辅佐明主，不该把财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经书上讲，利是用来应和义的，善于运用这
条经训，正是弘扬尧舜的德政”。当时围绕新法展开论争，朝廷众位大臣的意见，多数都和王安石不一致，王安石讽刺说：“你们这些人成天干坐着不读书啊！”赵抃反驳道：“你错了。在皋陶和夔、后稷和契辅政的时候，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默不应答。
思考题：
1、试评本篇史料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的总结。
2、根据本文分析明初出现的各种土地问题
3、《明实录》铁榜“铁”在何处？
《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八》译文
夏朝既然已经衰败，作用就是预先赋予商朝兴起的机会，夏朝不就等于借给了商朝六百年天下吗？商朝既然已经衰败，作用就是预先赋予周朝兴起的机会，商朝不就等于借给了周朝八百年天下吗？没有八百年不衰败的一姓天下，一姓天下却有万亿年不衰败的改革之道。然而，十年就衰败，五十年就衰败，那都是因为拘守开国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畏惧守旧人物的指责非难，听任自家天下隳坏，坐等夺取本朝天下的人来另行改革罢了。
开国帝王制定的法令制度没有不出漏洞的，守旧人物的指责非难没有不被淘汰的，与其把天下送给取代者致使取代者强化改革，哪如自行改革？况且想我大清列祖列宗兴起的原因，难道不就是革除前朝的弊政吗？为什么众多的王朝此兴彼亡而不永远专属一姓呢？上天为什么一定就不长久喜欢一姓王朝的统治呢？鬼神为什么一定就不专久接受一姓王朝的供奉呢？振作呀，振作呀！将要败亡就预先为取代者充当前事之师，又将要败亡就预先又为取代者充当前事之师。《易经》上说：处于困境阶段就要变通，变通就可以顺达，顺达就可以维持长久。这句话并不是为黄帝以来六七姓王朝作结论，而是为一姓王朝提出预先改革的劝告呀。
第二段：所谓衰世，表现是形式像治世，言词像治世，歌吟谈笑都像治世。
你看，绚丽的色彩被单调的黑白相杂代替，正如治世原初的征兆；动听的音乐被忽高忽低的错乱音符所消除，正如治世原初的无声；道路长满了杂草，田径河堤都崩坍了，正如治世原初的平旷；人们全都心地糊涂，到处听不到辨别是非的话，正如治世原初的百姓不谈国事。
在朝内，左侧见不到能干的宰相，右边见不到能干的秘书；在城外，也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里没有能干的读书人，农村里没有能干的老百姓，铺子里见不到能干的工匠，街道上见不到能干的商人；而且，里弄里也没有能干的小偷，市场上也没有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也没有能干的强盗。——就是说，此时不但君子少见，而且小人也少见。（韩案：朱先生此处把“才”全部
译作“能干”，非常机械不说，关键与“才”的本义“才能、天赋、聪明等等”相去甚远，是需要注意的。）
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
杀害他们，不是用刀锯，用水火，而是在形式上也加害，在言词上也加害，在歌吟谈笑上也加害。（韩案：此处的“戮”，朱先生先翻译为“杀害”很不准确，“加害”稍好一些，其实，“戮”还有“羞辱”等意思，在这里甚至有“修理”、“压制”的含义。另外，“文”在“文质彬彬”中理解为“形式”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和把“名”理解为“言辞”一样，都非常别扭。特别是“声音笑貌”翻译为“歌吟谈笑”，完全是多此一举。具体该怎样翻译，因为太费工夫，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取得杀害的权力，既不用向君主请示，向长官请示，也不用在法场当众布告。即使向君主和长官请示，他们也不肯但肩膀。（韩案：“司市”在《周礼·地官·司市》中确属法场，“告”是否就是“请示”的意思呢？一时找不出答案，但感觉这里的翻译很成问题，不合于上下语境，至少不够贴切。）
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忧患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韩案：杀显然不合适，我倒是觉得“压制”、“摧残”或者“戕害”更合适一些。）
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杀害。（真觉得朱先生这里的翻译笨笨的，还不准确。）
能干的人预感自己将被杀害，那就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太平。追求太平，却无法得到，他们中间的叛逆者，便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混乱。叛逆者，本来就是横眉怒目，只考虑这个世道对自己带来好处就行，能干不能干无法深究，因为他们以前那种无所事事已找到理由。（“治”译为“太平”忽略了其中“秩序”的含义，翻译相当混乱。）
可是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出来看这样的世道，离开乱世也毕竟没有多少路程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陈靖奏请务农积谷》译文
宋太宗至道二年初秋七月二十二日，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疏陈奏说：“古代圣君贤王想让百姓富庶、食物充足的计策，没有比储备粮食、发展农业更为重要的了。臣下我早年担任计司判官时，每次蒙获御前召对，都伏首聆听过圣上的教诲，认为稼穑农耕，才是施政的根本。如果能够鼓励督课人们致力农业生产，从而安民济众，那么
，盐铁专营和酒类专卖这些措施，就全都成为次要的了。臣下我仔细审核天下的土地田亩，除江淮、浙西、陇蜀、河东等地外，其余地区面积辽阔，虽然加以鼓励督课，但也未能迅速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何况强干弱枝的途径，必须先使内地富足起来。可是现今京畿地区，四周环列二三十州，幅员数千里，而土地得到开垦的，才占十分之二三，赋税征收上来的，还缺十分之五六。又有人隐匿住处而诈称逃亡，或者放弃耕作而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活动。诈称逃亡的人越来越多，那么，田赋税额就一天比一天减少，造成国家财政困难，随之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没有不摊派征收的了。从事不正当职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土地效益就一年比一年降低，导致百姓食用不足，随之偷盗抢劫、杀人造反的事情就没有不四处发生的了。这样下去，又怎么能够实现居民康乐、风俗淳厚、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呢？仰望圣上挑选一名看得深、想得远的大臣，兼管大司农事，在中央加强领导。同时在郎吏中选拔一些才智通达精明又能安抚役使民众的人充任副手，在各地执行具体任务。先从京师东部和西部选择肥沃而未耕垦的土地，宣明朝廷鼓励督课农业生产的政策。
臣下我又曾奉命出使四方，深切观察到民田破坏的严重情况。烂泥荒草望不到边，肥田沃土白白荒废。对此也曾加以询问，很能得知其中的原因。过去诏书屡次下达，允许流民恢复本业，免除法定的租税，放宽纳赋的年限，但乡里州县之间，对他们搅扰得特别厉害。每户人家归返本业，就马上下一道公帖让他们自报来历，早晨刚刚耕垦一星半点土地，晚上就被纳入服役的簿籍。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接踵而至。尽管获准免交法定租税，但实际上对流民死于饥饿穷困并没有什么补益。况且百姓流亡迁徙，最初都是因为穷困，有的需要躲避私人债务，有的需要逃避公家税收。人既逃亡，乡里就敛取他们的财物，以至于草房家具，桑树枣木，全都折算成价钱，乡官用这些东西来缴纳替官府催征的赋税，有的被债主占有，用来抵偿拖欠未还的债务。生活出路全都丧失了，回来连个去处都没有，因此就四处飘荡，断绝了回乡的念头。邪心既已萌生，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的呢？如果授予为臣我这项重任，那就仰望下诏，赐给闲散空旷的田地，大量招募不务正业的人群，诱使他们开荒，不规定赋税。并允许把这些人口和田地在官府另立专册登记，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斟酌民力的大小多少，察验农田的瘠薄肥沃，搭配授给他们，没必要再三督课，好让他们不感到厌倦。有关流民返业、按人丁授田等项琐
细的事务，一并取付大司农裁决。种田植桑之外，再督令增种杂树、果木、蔬菜。授给桑田，要暗仿井田的格局；营造住房，要便于建立保伍制度。直至平常养生送死的用品，庆吊馈赠的礼物，都让他们筹办预备，并制定具体的条例贯彻执行。等到三、五年之内，生计有着落了，有家庭可以留恋，有田地可以眷念，就审计户等确定征税范围，丈量田亩缴纳官赋。把大司农新登记的户口，拿来和三司的旧簿核对，然后正式列入国家户籍。以上这些举措，实在是巩固国家根基、教化民众的长远策略啊！如果百姓财力不足，官府先借给缗钱，或用来购买口粮，或用来添置农具，凡属这类借贷事务，都交给司农办理。等到秋收，马上就让偿还本息，依当时行市的价格折估成粮食，交纳给官仓。官仓把这些粮食总数上报户部。”
宋太宗看过奏章，很高兴，对宰相说：“我常想恢复古代的治国之道，革除现在的不良风气，驱使百姓致力农耕，达到富庶。先后上书讨论农田利弊的人太多了，有的只知道细枝末节而漏掉了根本对策，仅有空论而没有实际用场。陈靖这道奏章非常通晓事理，可以采纳施行。这正是我的本意。”因而召见面谈，褒奖谕示，命令分条详细奏闻。陈靖又遵旨上书说：
“流民重返本业以及浮客请求授田的，委派农官勘核查验之后授给田地，另立专门户口，所在州县无权摊派他们的劳役。他们当中有缺乏种粮耕牛的，让司农用官钱借贷。百姓中纳税之外还有新开荒田愿意加入司农所立专门户籍的，百姓中家有耕牛每年让他交税而愿意加入司农所立专门户籍领授田地的，也都允许。田地区分为三等：把土质肥沃而又抗旱排涝的，定为上等田；把土质虽然肥沃但却怕旱怕涝的，或者土质虽然瘠薄但却抗旱排涝的，定为中等田；把土质瘠薄而又怕旱怕涝的，定为下等田。上等田每人授给一百亩，中等田就授给一百五十亩，下等田就授给二百亩。一律到五年后再收租税，税额也只按上田百亩计算，征收收获量的十分之三。一家有三个壮劳力的，请求增加授田亩数，就按三人授给。有五个壮劳力的，依照家有三名壮劳力的规定办；有七个壮劳力的，授给五个人的田地；有十个壮劳力的，授给七个人的田地；直到家有二十个、三十个壮劳力的，都以授给十个人的田地作为最高限额。如果宽乡田地很多，就责成农官权衡情况收税。关于宅基地和菜园以及栽种桑树、枣树、榆树、柳树的土地，每户达到十个壮劳力的，授给一百五十亩；七个壮劳力的，一百亩；五个壮劳力的，七十亩；三个壮劳力的，五十亩。除去养蚕植桑五年后计收租税外，
其余的全都免纳赋税。命令常参官在幕职州县中各自推荐一名自己所了解的能充任司农寺丞的人，分头授任各州通判，专门主管农田方面的事务。又惟恐司农官属分派到各州，州民顽劣已经时间很久了，不能信服，甚至会猖狂捣乱，事情难以办成，所以仰望圣上准许为臣我带领四五名官吏，在京师周围宽乡地区设法招徕离去的农人，等到规划既已落实，四方游民必会都会成群结队到来的，那时才可以全面推行开来。” 明儒学案·凡例》译文
从过去到现在关于理学方面的专著，前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近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二书罗列各家学说很完备，但陶望龄在给焦竑的书信中说：“周汝登自己认为身居山麓江畔，见闻狭窄孤陋，曾经希望广泛搜集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增补所遗漏的部分，不敢就说这本书已经是定型的著作了。”况且各个理学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而周汝登持守发挥禅宗学说，搅和金银铜铁铸成一器，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不是各个理学家的宗旨啊。孙奇逢混杂收录，不做进一步的审察区分，书中评判注解所涉及的地方，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学说的要领，而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周汝登一样。研习者观看我这本书，然后会知道周汝登、孙奇逢两家的疏漏简略。
大抵某个人的学说具有宗旨，是这个人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研习者研习这些学说得以入门的地方。世界上的道理无穷无尽。如果不用一两个基本概念来限定，怎么能统括那些无穷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宣讲个人学说却无宗旨，即使具有独到见解，也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丝呀。研习者不能抓住这些人学说的宗旨，即使阅读他的著作，也像张骞首次来到大夏，摸不清月氏对西汉的真实意图。我这部《明儒学案》，区分各家学说的宗旨，像拿灯照影一样。杜牧曾说过：弹丸在方盘中滚动，横着滚、斜着滚、转着滚、直着滚，滚到哪里停住了，不能全部猜得到，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弹丸不能滚到方盘外面去。宗旨大概也像这样罢了。
我曾说过，明朝的文章和业绩，都赶不上前代。唯独在理学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细枝末节，全都辨别得清清楚楚，的确能阐发出先儒所未曾阐发出的东西。二程、朱熹排斥佛教，虽然说法很多，总是停留在表面上，对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乱经义的那些理论，终究还是指不出来。明儒却在最细微的地方，使佛教连逃遁的影子都没有了。陶望龄也指出过：“如果拿见解来说，当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很大范围内有超过先儒的。”这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
常常见到编
辑先儒语录的人，只是汇聚摘抄好多条，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标准和用意。先儒们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经透露出来，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学术总值呢？我这部《明儒学案》，全从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点、探求宗旨，未曾袭用前人的旧有专著。
儒家学者做学问，和佛教禅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别上推到青源、南岳不同。孔夫子已经什么都学，周敦颐不靠传授就使理学肇兴，陆九渊没有师承也自成一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从二程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过数百年之后，还一直奉守本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确立的宗旨。这决不是像佛教禅宗那样附会源流才罢休。因而我这部《明儒学案》，依据传授系统，分成各个学派。那些异学突起的人，以及不像异学突起者那样显光的人，统统列入诸儒学案。
做学问的原则是：以各个人独立探讨确有所得为真学问。凡属依傍或因袭他人，照样子画葫芦的，不是随大流的书呆子，就是抄缮经书的行业。我这部《明儒学案》所编列的，既有志向极端化的独立见解，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研习者对于他们的不同之处，正应当注意加以理会，所谓本原相同而分支各异呀！用水知水，哪里算得上是学问？
胡大时跟随朱熹求学，朱熹让他研读《孟子》。有一天朱熹问胡大时：《孟子》中“至于心就偏偏没有相同之处吗？”这句话是指何而言？胡大时用“所见”二字解答。朱熹认为不对，并且批评他读书粗心大意，不认真思考。胡大时下来后苦苦思考，因而得了病，朱熹这才告诉他。古人对于求学的人，不轻易传授点拨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想让他自有所得呀。即便是佛教，也最忌讳道破真意了，一道破真意，人们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样做游戏了。我这部《明儒学案》，不免内容庞杂凌乱，研习者读过后只是增加一些见识，不去研究原著，自有所得，那么我反而因为这部书而对天下后世犯下罪过了。
本书搜罗很广泛，但一个人所见所闻很有限，还有待于继续访求，即便是我曾经看到而又遗失的，如朱布衣的《语录》、韩苑洛、南大吉、穆孔晖、范环诸人的文集，都不曾收采进来，海内肩负学术文化的传播的重任的人，别舍不得指教我。这不是后学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
《日知录·宋世风俗》
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抑制浮华禁止攀比。宋代自仁宗即位，四十多年中，虽然所任用的官员有的不恰当，但风俗醇朴，祟尚正直。评论社会的学者称道君子之风正在逐步增长。到神宗在位，王安石主持朝政，奖赏阿谀奉承的小人，排斥与己政见不同的人。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
、王子韶等奸邪小人同时得到重用，而士大夫有“十钻”说法。（钻，选取必定能够进入的含义。班固《答宾赋》：“商鞅用三方面主张游说秦孝公”。《邓绾传》：以称颂王安石得以做官，对自己的同乡说：“笑骂由你，好官必须我来做！”）谋求进身为官的人，乘机钻营．到绍圣、熙宁年间，党争激烈，国事日非，风俗败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后代人只谈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律对百姓的危害，而不知其变法改变人心与文人风气对朝廷的危害。其变法对百姓的危害，可以很快纠正，而其对朝廷的危害，经历数十百年，来势强劲，再也难以纠正了。李愿中说：“自王安石主政人心败坏，至今不能自我察觉，人只知谋取取私利而不知忠义，那么君主权势越来越孤立。”这能够说是知情者的评论。《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不要把烂泥再涂在烂泥上。”使庆历年间社会风俗败坏到熙宁年间这种状态，难道不是王安石教猴子爬树的结果吗？
《东轩笔录》记载：王安石主政，改革天下诸种事务，而老成持重的元老重臣，多有不同看法。王安石于是选拔任用新人，打破资历，破格重用。因此一代政事，得以迅速推行。中书省、门下省等政府各部，朝野内外大权，无一不由新人掌握。(《石林燕语》：旧制，在京城任职的官员，很少用候补官员。熙宁初年，逐步取削根据官吏资历决定升迁的方法，开始选拔举荐候补官员，同时下令授予崇文院校书的职务，以备顾问和进一步提拔。两年后取得皇上旨意，有的授予馆阁职务，有的提拔出任正式官员，有的成为候补官员。当时尚书邢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身份，最早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右丞胡愈主持谏院，认为对邢恕提拔太快，因此请示皇帝，规定所选拔的官员如果未做过地方行政长官，或虽做过地方行政长官任期却不满的，不能选到中央做官。因此皇帝特别下令由宰相任命邢恕在京城附近地区试行代理知县职务。近年不再采用这一制度，步入仕途不再经过由地方官到京宫的程序，可直接授予两省及馆阁大臣的职务。)到离京出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地位迅速上升，主持朝政，有后羿篡位的想法。而当时文人，见其被君主宠信，认为他能够取代王安石，于是就依附了他，大兴冤狱。不久王安石再次奉召入朝主政，邓绾又背叛并且攻击吕惠卿。吕惠卿自知难保，于是罗列王安石兄弟的过失上奏朝廷。皇帝将吕惠卿上奏密封，交给王安石。因此王安石在上表中提到：“忠诚不能够取得信任，因此事事要表白自己；仁义不能够战胜奸人，因此人人与之为敌。”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
吕惠卿离京到毫州，王安石再任宰相，时当吕惠卿结党营私之后，往日亲信都离开了，而没有离开的己不能信任，能信任的才华又不能担任职务。当时只能与儿子王雱商议机密大政，王雱不久去世。王安石知道变法难以推行，因此百感交集，再次要求辞职，离京到金陵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不到一年辞去节度使一职，一段时间以后，又任会灵观使。该书(《东轩笔录》)记载王安石事迹，最为确切。孔子说：“君子容易相处而难以说服”。《大戴礼》说，有这样—个人，“面部表情和言辞声调，使人感到很愉快”；他进退应酬，“很巧妙地就同别人结下了交情，既很容易依附别人，也很容易背叛别人。”考察王安石过去所信任使用的人，不仅败坏文人风气与民生，而且自己也没有得到益处。(苏辙弹劾吕惠卿，把他比做吕布、刘牢之)《尚书》说：“后来继位的国王，不能坚持到底。做宰相的也不能坚持到底。做大臣的人，能不把人心风俗放在重要地位吗?。。。。。。。。。。。。。。。。。。。。。。。
《通志·总序》译文
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
经不浅。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旧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十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骃，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
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那么班固自己所书写的几乎太少了！经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内容，是《古今人表》罢了，其他人是没有这种谬误的。后代编修史书出自众人之手，杂采各家之说；剽窃别人的文字，盗取别人的钟却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开的先例。班固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后来作史的人趋附迎合班固断代史体没有空闲时间，怎么能测量出他的深浅！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好比龙和猪一样，为什么各种史书都抛弃司马迁的通史体裁而采用班固的断代史体裁，刘知几之类的人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人赶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从汉武帝一直写到东汉，想叫后人接续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续写司马迁的著作；既没有多余的史文，又没有中断头绪，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继承司马迁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书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纪的赞罢了。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他所听到的，可以说是深入太史公司马迁学问的精微深奥之处了。凡是左氏《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对《春秋》经有新的见解；《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实以外的事情，不是对事情进行褒贬；偶尔也有涉及到褒扬贬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孙等人掺杂到里边去的罢了。况且本纪、列传之中，已经记载了善恶好坏，足以用来借鉴，何必在本纪列传的后面另外在进行赞扬或贬低呢？这是儒生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试卷，怎么能放在著述中呢？这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况且既然称为赞，哪能有贬低的词句呢？后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论，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诠，有的叫做评，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评班固了。司马谈有他的著作，而司马迁能够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班彪有他的学业，而班固却不能阅读他父亲的著作。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够保护他自身，又不能够传播他父亲的学业，还不能教育他的儿女，这样做人，说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里呢！范晔、陈寿等人继承他创立的断代史体例，大多都是些轻狂颠薄没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过，整理修改而写作出确凿可信的史书在哪里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
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现在可以通过考察而了解；周朝因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相互继承。自从班固按朝代划分段落来写作史书，不再有相互继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样的智慧，也无法知道它增加或废除了什么。融会贯通的方法，从此就丢失了！说到它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纪而再作本纪，一位帝王就有几个本纪；已有列传却再作列传，一人竟有几个列传。天文，是千古不会改变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写作《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刘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传》。像这些史志，哪能举得尽繁杂琐碎的文辞！谈到它们的不同之处，那么前代称王的人不列在后代称王的人中，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接续前头发生的事情；郡县沿革各有各的界限范围，却不能清楚变迁的原委；礼乐制度自行变更，于是成为不同风俗地区的政令。像这些记载，哪能举得完前后互不连贯？曹魏指吴国、蜀国为乱寇，北朝指东晋为僭伪，南朝政权称北朝政权为索头虏，北朝政权称南朝政权为岛中夷。《南齐书》称梁朝军队为正义军队，用阴谋篡夺了萧齐国家政权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隋书》称大唐军队为正义军队，讨伐别人的国君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房玄龄总监各代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享有美好的名声；虞世南参与编修史书，所以他父亲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传记。更厉害的是，让夏桀的狗对着好人唐尧叫唤，叫唤是因为唐尧不是它的主人。《晋书》中袒护晋而容不下魏，凡是忠于曹魏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臣，致使王凌、诸葛诞、毋丘俭等人在黄色土壤下满怀冤屈；《南齐书》偏袒齐而容不下宋，凡是忠于刘宋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逆的党羽，致使袁粲、刘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满怀冤屈。唉！天上的太阳高高在上面照耀，怎么能够这样呢？像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曾有过。败坏良好的风俗道义，没有比这再大的了！司马迁写通史的方法既已丢失，班固断代为史的弊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从东汉到东晋及南朝各代，没有一个人能感到这样有什么不对。只有梁武帝对这种情况发出感叹，于是命令吴均写作《通史》，上起自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下结束于齐朝灭亡，书没有写成可吴均就死了。隋朝时杨素又上奏叫陆从典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准备写到隋朝，可惜书还没写成就被罢免了官职。难道上天吝惜这些史文而让它们流传吗？还是写作通史的人是不称职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们呢？从唐朝以后，有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了，凡是拿笔写史
的人，都把《春秋》作为仿效的标准，专门从事赞扬或贬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简略表现大义，但如果没有史传来解释，那么善恶好坏就难以辨明；史书已经文字详细、事实清楚，善恶好坏已经彰明，不需要再进行称美与讽恶。阅读汉相萧何、曹参做过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们忠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为，哪能不知道他们凶恶悖逆。史书，是国家的重要文献典籍，但担当写史职务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语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妇，不做早饭和晚饭，专门鼓动唇舌，即使获得胜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耻辱的。
江淹说过：“撰修纪传体史书，没有比志这部分更难的了。”这实在因为志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寄托，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写不了。它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只是按年代包纳排比史事，列传只是把史事归并缀连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学士子都能写。唯有志难度大，其次没有比表再难搞的了。所以范晔、陈寿这般人都能修本纪、列传而不敢写表写志。志的本源来自《尔雅》，司马迁称之为书，班固称之为志，蔡邕称之为意，华峤称之为典，张勃称之为录，何法盛称之为说。其他各史一律承袭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谈上花笔墨，在具体事实上很简略，不足以充分体现出《尔雅》的求实宗旨。如今臣下我总括天下的大学问，区分条列它们的宏纲细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有关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的全部学问都在这里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汉唐诸儒所听说过的，其余十五略，就是汉唐诸儒所不曾听说过的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初秋七月，秦王苻坚发布诏令，大举进攻东晋，居民每平均十名壮丁派出一人当兵。良家子弟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又有才能勇力的，一律拜授羽林郎。诏令中还说：“可以让司马昌明当尚书左仆射，谢安当吏部尚书，桓冲当侍中。从目前形势看，灭晋班师已经为时不远，可以先替他们营建宅第”。应诏前来报到的良家子弟多达三万余名，于是委派秦州主簿赵盛之担任少年都统。此时，朝中大臣都不愿意苻坚伐晋，唯独慕容垂、姚苌以及良家子弟怂恿出兵。阳平公苻融向苻坚进谏说：“鲜卑和羌人，本来都是我们的仇敌，常想突然发生变乱，来实现复国的夙愿。他们所陈奏的计策谋划，怎么能够听从呢？良家少年都是富饶子弟，不熟悉军事，随便说出阿谀奉承的言词来迎合陛下您的心意。如今陛下听信并且采用，轻率地就实施伐晋这样的大事，臣下我恐怕大功既不会告成，还会带来后患，到时候悔恨也来不及了。”苻坚拒不接受。
八
月初二这一天，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督率张蚝，慕容垂等部步兵、骑兵二十五万作先锋，任命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梁州各项军务。苻坚对姚苌说：“过去我就是凭借龙骧将军建立帝业的，这个职衔从未轻易授予过别人，爱卿你要奋勉啊！”左将军窦冲插话道：“帝王决不能说玩笑话，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啊！”苻坚默不做声。
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秦主骄傲狂妄已经到了极点，叔父您建立复国大业，就在此行了！”慕容垂回答说：“对！除去你们，还能有谁与我完成这件大事呢！”
初八这一天，苻坚兵发长安，全副武装的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军旗战鼓连接相望，前后长达数千里。九月，苻坚驾到项城，凉州兵马才刚刚到达咸阳，蜀汉军队正顺长江往下游进发，幽冀兵马抵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粮船多达近万艘。阳平公苻融率领的三十万前锋部队，先期来到颍口。
东晋朝廷下诏，命令尚书仆射谢石担任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徐兖二州刺史谢玄担任前锋都督，会同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官兵共八万人抵抗秦军，派遣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援助寿阳。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这时秦军军威大盛，建康城中震惊恐惧。谢玄入内向谢安询问对策。谢安平静得很，回答说：“已经另有诏旨。”随后便一言不发了。谢玄不敢再问，于是让张玄第二次请示。谢安就命令备马驱车到城外别墅出游去，一时间亲朋好友会聚一堂，谢安和谢玄下围棋赌别墅。谢安棋艺平素低于谢玄，这天谢玄心中害怕秦兵压境，就是不让一个棋子也没取胜。谢安随后就去登山游赏，到夜晚才返回。桓冲深深忧虑京师的安危，派遣精兵锐卒三千人来保卫京师。谢安坚决不接纳，回覆桓冲说：“朝廷部署已经确定，京城军队够用，西部战线应当留兵加强防卫。”桓冲对僚属叹息道：“谢安石有做宰相的器度，却不精通当将帅的谋略。如今大敌马上就要到来，却还整天忙着游玩玄谈，委派几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小子抵拒秦军，兵力又少又弱，看来天下事结局如何已见分晓了，我们恐怕要当亡国奴了吧！”
晋孝武帝任用司马道子担当录尚书六条事这项要职。
冬季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融等人攻打寿阳，十八日占领该城，活捉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任命手下参军河南人氏郭褒当淮阳太守。慕容垂也攻克郧城。胡彬闻知寿阳失陷，退兵保守硖石，苻融又来进攻。前秦卫将军梁成等人率兵五万驻扎在洛涧，在淮水上设置栅栏等障碍物来阻止东部晋军主力。谢石、谢玄等人便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安营，由于惧怕梁
成，不敢挺进。胡彬粮草已尽，暗地派信使报告谢石等人说：“现在敌军很强盛，我部粮草又断绝了，恐怕不能再见到咱们的大部队了。”秦军截获了信使，送到阳平公苻融帐下。苻融派人飞马前去禀告苻坚说：“敌军人少，容易擒获，只怕他们逃走遁去，应火速围攻他们！”苻坚于是把大军留驻在项城，率领轻骑兵八千人，兼程赶赴寿阳与苻融会合。并派遣尚书朱序前去劝说谢石等人，指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不如趁早投降。”朱序私下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百万大兵全部开到，确实难与为敌。现在趁各路兵马尚未会集，应该迅速出击。倘若击败对方的前锋部队，那么，秦军就已经丧失锐气了。可以随即粉碎他们。”
谢石得知苻坚身在寿阳，十分害怕，想用固守不战来拖垮秦军。谢琰劝说谢石采纳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遣广陵相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直扑洛涧，还差十里到达，梁成已经依凭山涧摆好阵势在等待着晋兵。刘牢之一直向前开进，强渡洛水，进攻梁成，大败秦军，杀死了梁成以及弋阳太守王詠。又分派兵力截住秦军撤退的渡口，致使秦军步兵和骑兵全面崩溃，争着跳入淮水逃命，士卒淹死的约有一万五千人，并活捉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全部缴获了对方的器械粮草。于是谢石等路主力部队，从水路陆路随即推进。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头察看，只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齐整，以为都是晋兵，回过头来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呀！怎能说是弱小呢？”说完显出失意的样子，脸上开始露出畏惧的神色。
秦兵紧靠淝水西岸摆下阵势，晋军不能渡过河。谢玄派遣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却临水设阵，这是相持对垒的打法，不是想速战速决呀！如果您移动阵势，稍微撤几步，让晋兵渡过河，来一决胜负，不也很好嘛！”前秦众将都嚷叫说：“我军人多，对方人少，不如就这样堵住他们，使他们过不来，可以万无一失。”苻坚说：“只率兵稍略后撤几步，让晋军一半人马上岸，我们再用精锐骑兵紧压冲杀，就没有不胜利的了！”苻融也认为正确，于是指挥部队往后退。秦军一往后退，就不能再停下了。谢玄、谢琰、桓伊等人趁势率兵渡河，紧紧追杀。苻融勒马来回奔驰，巡视战阵，企图制止住那些退却的士兵，但马倒人翻，被晋兵杀死，秦军于是崩溃。谢玄等人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的人，遮蔽了原野，堵塞了河流。那些奔逃的人听到刮风声、鹤叫声，都以为是晋兵即刻就要追来，白天黑夜都不敢止息，在草丛中赶路，在露天下歇脚，加
上饥饿寒冻，死去的约占十分之七、八。当初，秦军稍往后撤时，朱序在阵后呼喊到：“秦兵大败了！”众人随即没命地奔逃。朱序随即和张天锡、徐天喜都伺机返归东晋。晋军缴获了秦王苻坚所乘坐的云母车。又夺回寿阳，活捉了前秦淮南太守郭褒。
苻坚身中飞来的乱箭，一行人单独逃到淮北，饥饿异常。当地居民有来进献水泡饭，猪腿肉的。苻坚吃下去，赏赐绢帛十匹，丝绵十斤。送饭人辞谢说：“陛下对安乐感到厌倦痛苦，自取危难。臣民我如同陛下的儿子，陛下如同臣民我的父亲，哪里有儿子奉养父亲却求取回报的呢！”说着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离去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今后还有什么脸面来治理天下呢！”说罢泪流满面。
这时，秦军各路兵马全都溃散，只有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未受损失。苻坚带领一千多名骑兵奔赴该军。世子慕容宝对慕容垂说：“燕国被秦灭亡了，天命和人心都寄托在您的身上。只不过时机未到，所以您才隐身匿迹，收藏起真意罢了。如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们，这是上天借给我们良机来恢复燕国的国祚呀！此事时不可失，愿您不要因为顾念秦主的小恩小惠而忘记了复国的重任。”慕容垂说：“你说的完全对。但他一片真心，把性命都交付给我们了，怎么能够害他呢？上天如果抛弃了秦国，不担心它不灭亡。还不如暂且保护秦主的危难来报答他的恩惠，慢慢等待秦国内乱再消灭它，既不辜负秦主平素对我们的一片心意，又能够凭借德义夺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说：“秦国强大时吞并燕国，秦国衰败时燕国消灭它，这是报仇雪耻，不是辜负秦主的平素心意。兄长你为什么获得却不取，甘愿放弃数万兵马拱手献给他人呢？”慕容垂说：“我过去被太傅慕容评所不容，无处安身，到秦国逃避死亡的威胁，秦主按国士来对待我，恩礼备至。后来又被王猛所陷害，没有办法自我说明真相，秦主偏偏能够明辨是非，这种厚恩怎能忘记呢？如果氐人的气运一定会走到尽头，我就应当怀柔抚揖关东地区，来恢复祖先的功业而已。关西风会，不是我能掌握的。”冠军行参军赵秋说：“明公您理应继承恢复燕国的国祚，这在图谶上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如今天机已到，还等待什么？如果杀掉秦主，占据邺都，像擂鼓进军那样西下，三秦也不就注定归苻氏所有呀！”慕容垂的亲属党羽大多奉劝慕容垂杀掉秦主，慕容垂都不采纳，把兵马全部交给苻坚指挥。平南将军慕容暐驻守在郧城，听说苻坚惨败，就丢下众人逃跑而去，来到了荥阳。慕容德又劝说慕容暐起兵恢复燕国国祚，慕容暐也没有听从。
谢安得到驿书，
知道秦兵已经溃败，当时正与客人下围棋，阅后顺手把驿书合起来放在小桌上，一点喜悦的神色也没流露，仍旧只管下围棋。客人询问驿书内容，他徐徐回答说：“小儿辈已经击破贼兵。”下完棋返回内室，跨过门坎时，竟未感觉到屐齿已被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