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电视媒介管理的体制改革
摘要：21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电视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媒介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趋向白热化。各卫视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央视一台独大的状态。但从现实而言，现有管理体制更多是有利于强台继续保持强者的地位，而不是加强促进竞争。新传媒环境下，我国现有电视管理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层出不穷，电视媒介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已经成为广电媒体改革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电视媒介体制改革
广播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载体，是控制广播电视使用权、所有权的特定群体的意志的延伸。广播电视的性质决定于社会制度，是广播电视体制形成的关键因素。社会制度不同，广播电视的性质就不同，广播电视的体制也必然不同。同时，体制归根结底是为社会服务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广播电视媒介管理的体制改革也是势在必得。
一、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背景
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的体制都是由其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的国体就决定了我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属性，即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舆论工具。因此，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阵地，它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这也同时决定了宣传和引导舆论是我国广播电视的首要任务。经济上由政府全额拨款，以政治宣传为中心任务，发展规模、办台宗旨都是由上级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决定。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完全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片面强调广播电视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属性，忽视了广播电视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商品属性。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播电视事业经过以“广播电视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初期发展阶段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后，目前已进入大整合、大汇流的全新产业化发展时期，并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
我国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党管媒体”则必然是其管理的根本原则。首先，广播电视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其次，中央宣传部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具体领导机关。本世纪初先后成立了一些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在有关规定中就明确提出这些广播电视集团归中央宣传部或地方该级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广电集团是隶属于党的宣传部门的独立实体，它们和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行业管理关系。所有的广播电视单位或者集团都以党的纲领、方针为首要的指导方向，必须符合党的要求为党服务。这虽然是改革时期出现的体制形式与目标，但无疑是“党管媒体”这一原则的自然趋势和结果。
二、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广播电视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生存必然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广播电视生存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环境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崛起。广播电视领域的产业化浪潮，使得商业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冲击着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还变成了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积极影响在于传播者逐渐意识到受众不再是被动的“靶子”，而是主动的消费者，拥有消费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其消极影响是，在近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为了争夺更多的消费者，电台、电视台过度的追求视听率，广播电视产品的生产、销售越来越倾向于屈意迎合消费者的口味，甚至不惜降低格调，置舆论导向于不顾，节目内容日趋娱乐化，低俗化。
（二）技术环境的变化
广播电视媒介的数字化生存是技术环境变化的最直接表现。“电子媒介产业是一个技术驱动型的产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广播电视媒介形态的不断发展。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将广播电视媒介推向了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而相对稳定的广播电视体制的更新速度显然跟不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给发展造成了障碍。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则下，要求广播电视体制适时作出调整，与生产力的发展合拍。
三、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无论从客观的背景还是从严峻的生存环境变化而言，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已经成为广电业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打造竞争优势。
（一）政治方面
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应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过去我国广播电视政府主管部门对广播电视业实行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一起抓的管理方式使得广播电台、电视台养成了强烈的依赖性。这种“全职保姆+严厉家长式”的管理体制抑制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广播电视机构缺乏活力，节目说教呆板，不受欢迎。政府应转变其管理广播电视的职能和角色。实现两个转变： 1、由传统型行政管理体制向过渡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2、由过渡型行政管理体制向成熟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不能违背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性质，即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不变，坚持党管媒体不变，坚持喉舌功能不变。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的国家产业政策，在完善的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政府才能实施对广播电视业变革的宏观调控和有效主导，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也才能获得健康发展。
（二）经济方面
生存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广播电视媒介的性质定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过去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广电产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事业体制和企业制度在经营和管理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异。事业单位是接受政府财政拨款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生存风险较小的，不向国家纳税的实体。而广播电视媒体既是事业单位，却又像企业一样自主经营，直面市场，优胜劣汰。盈利了却不向国家缴税，亏损则由国家买单，这种产权不清的管理体制给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的深入改革造成了人为的成本增加。明晰产权，划分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关系是在媒介生存环境极巨变化的环境下深化广电体制改革的前提。我们必须建立并完备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给广播电视媒介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
（三）社会方面
首先在立法方面，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尚未专门针对广播电视活动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是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从《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内容上看，它的着重点在于加强政府对广播电视活动的管理，而在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有所不足，不能充分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此外，在我国电视管理过程中，依法行政不够，政策规章制定与裁决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有限。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电视立法和法规政策制定，完善电视管理的法律依据，满足不断变化的电视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和贯彻法律法规精神，严格依法行政，保证电视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避免因错误政策给电视事业带来的伤害。
其次，为克服商业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带来的广播电视节目格调低下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进行适当的内容管理。我国有严格的电视节目审查制度，电视主管部门审查和电视台自相结合。事实上，我国电视节目粗俗化现象严重，武侠剧、言情剧、神话剧、粗俗的综艺节目、不良广告信息大行其道。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分级内容管理制度。这样既可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原则，又能满足广大受众的分层次的需要的要求，不失为可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