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影响
自古以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恩怨情仇就从未断绝，不仅东方存在着胡汉之争，西方的文明也有农牧之间的纠葛。毕竟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够独立存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不断交流、冲突这样循环往复的关系转变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影响着，给我们留下了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部历史。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而游牧文明，是指以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生产生活的文明。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从先秦时期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从隋唐时期的突厥到两宋时期的辽夏金，从入主中原的蒙元政权到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执掌江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来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一齐谱写的协奏曲。著名作家高建群曾写道：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瞭望，你会发觉史家们所津津乐道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一个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街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从而一举扭转了战争中的颓势，赵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地处今河
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与北方胡人交流甚多，在不断反击胡人侵扰的过程中，赵国也在从这些游牧民族的身上不断地学习。由中原各国普遍使用的战车+步兵的编制到进化为胡服骑射的骑兵种，其历史意义几乎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步兵机械化的转变。同时，这次改革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期望的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可以说，农耕文化的上述精神特征皆来自于较优厚平和的自然环境。在这种保守的心理状态之下，农耕文明往往进取的动力不足，游牧文明恰好能够为其注入新鲜的活力。
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族拓跋部迅速崛起，乘前秦淝水之战失利之机，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此后几代北魏统治者都致力于统一、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北方仅存的大夏、北燕和北凉，于439年统一了北方。由于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尖锐，加之北魏统治中期阶级矛盾激化，为了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冯太后和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学习汉文化推动鲜卑族移风易俗。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北方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加速了鲜卑族政权封建化的速度，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这又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有人说一切华夏文明的征服者最终都将被被征服者所征服。尽管是戏说，但从中也能够看到农耕文明在接受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游牧文明融入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因此，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要么是二者和平互市，要么是平衡被打破的时候采取战争的方式找回平衡。
两宋时期，中原文明处于被少数民族政权半包围之势，在宋朝长达三百二十年的历史中，始终没有摆脱和周边国家的纷争，战争、和亲、互市几乎成为了宋朝外交的主旋律。在这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既
出现了盛极一时的辽夏金三个强国，也酝酿了后来横扫亚欧的蒙元政权。同时，两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文化兴旺，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同时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与宋朝的交流冲突中不断封建化。
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周旋的过程中，农耕文明几乎找到了与游牧文明平衡的一个节点。然而，毕竟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元帝国对于财富的追求依托着其当时无与伦比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荡平了赵家王朝，却又因为不愿向农耕文化妥协加深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又被赶回了草原。同样作为少数民族证券，女真人的后裔们在这方面做的相比而言就好得多。他们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在农耕区扎下了根基。
我们看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是无法分离的，游牧文明需要同农耕文明交换生产产品，农耕文明又需要游牧文明带来的新鲜活力。失去了农耕文明支持的游牧文明面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将十分脆弱，而农耕文明若没有游牧文明的外在刺激很容易在自己保守的处世态度下渐渐沉沦。
就在满族人渐渐被农耕文明所同化，清王朝再度沉沦的时候，钱穆先生所说的另外一种文明出现在了华夏人民的面前——商业文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洋文明。就在这一次次的博弈中，文明之间交流影响着，发展着，形成了如今灿烂的多元文化。
当然，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影响并不只限于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只是华夏文明作为农耕文明显得更为典型。在西方，我们也看到匈奴人西迁对欧洲的巨大影响，他们令欧洲人感到无比恐惧；西哥特人入侵罗马帝国，罗马人面对“野蛮人”的入侵也做出了自己的应对措施；还有汪达尔人侵占罗马，最终日耳曼人终结了罗马。规模庞大的民族大迁徙到底给欧洲历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而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欧的文明更多来讲更像是商业文明，不过这更体现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
游牧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但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史学界都不重视对游牧文明的研究，认为游牧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都不大。这种思想也存在与一般人的心中，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农耕文明或工业文明才是发展的方向。于是，我们便看见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牧区推广定居点，并且非常自得地认为这是在造福牧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游牧文明在北方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跨掉，反而延续至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