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庸之道对曾国藩外交选择的影响
摘要：国际关系的研究一般具有两个分支，其一是世界政治，其二是世界经济。无论是政治经济都离不开广泛的文化背景，只是这一背景含而不露，如果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加注重文化研究，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庸之道羁糜外交导航仪
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认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在形成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复杂过程中，政治文化、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隐蔽的、多样的，尤其是本土文化，它不仅是对国家成就具有广泛作用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以其隐性的方式影响着领导人外交理念的选择。晚清时期曾国藩的外交选择深受儒家的中庸之道影响即是一典型实例。
一、儒家中庸之道的涵义及其蕴藏的政治智慧
中国人的政治思维独具特色，儒、法、道各家又各有个性，其中儒家之“中庸之道”无疑影响最为深远。《论语》里说：“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实际上“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不仅是一种德性，还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孔子的政治思维方式即中庸之道，有三种基本含义。首先是用中、执中、中正。在孔子看来，中是礼，用中、执中，就是符合礼。用中，即坚持原则。在孔子看来，当时的政治是偏险不正的，何以正之？他主张用仁义正之。孔子惶惶然奔走于列国，就是试图以仁义以匡正之，匡正而不得才退而著述讲学。用中之道、中正之道是其后儒家从道不从君，坚持仁义的最高原则的理论依据和渊源。在这里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调节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严格保持在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其次，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和，《中庸》提出，“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与“同”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因素、成分的相成相济。“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相加，逢迎附和。“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和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是无原则的，更不是盲目的附和。孔子的“中和”政治思维方式，体现了重和谐的价值取向，但又反对一昧曲意奉迎。中庸的第三个含义是“时中”。《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中是原则性，不可变；时是灵活性，是可变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原则。“时中”就是坚持原则能审时度势，不死抱教条。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也是说，没什么事必须怎样去做，也就是通权达变。
孔子及其后儒家的中庸政治思维，以“用中”为本义，以“中和”即对立面的统一，系统的整合求“中正”，“时中”和“权”是根据情势的变化灵活追求实现“中正”。“用中”、“中和”、“时中”和“权”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起
着重要的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的作用。中庸思想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内蕴含着妙不可言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
二、中庸之道对曾国藩外交选择的影响
孔子关于中庸的政治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经过历史的积淀，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政治无意识流淌在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晚清时期，外交大臣曾国藩即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体现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洋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城门，泱泱中华帝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但此时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不堪用，民不聊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外侵略势力纷至沓来。朝野上下，震惊惶惑，无以为计，曾国藩也不例外，所不同者，他清醒的看到，中外实力悬殊，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为此，他根据儒家的中庸思想，提出了当代的外交策略――羁縻外交。所谓“羁縻”就是笼络，即面对列强，妥为应付，保持和好关系，争取时间，以图自强。自强不可能一蹴而成，需要一个相对的长时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羁縻”的外交思想应运而生。曾国藩在与外夷的交往上始终遵循“时中”二字，以做到通权达变。他根据分析不同国家行为处事的风格、目的，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狡黠的英法采取回避，对有实力且自利的俄国则要提防，对“性质醇厚”的美国则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在大国博弈中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同时，在“羁縻”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自创了外交四字方针――诚、信、争、和。其中“诚”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以达到“执中”，“信”是信守签订的条约，“争”即是对于外国人超越或违背条约规定的行为，曾国藩主张“据理力争”，一定要坚持原则，“和”就是与列强保持和好关系，体现中国的传统处事方式――和为贵，把“中和”的含义完全发挥在对外交往中，实现了与中庸的完全结合。
虽然曾国藩以中庸的方式决策外交并未挽救晚清政府，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中国的利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他的这一外交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外交。
三、文化是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曾国藩的外交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多种行为主体，尤其是以国家领导人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时，它的对外政策取决于民意、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制度的运作，而这些最终决定于政治文化和文化价值观。
曾经有人把文化比作认识的过滤器，认为国家领导人作为行为主体看问题，做决定总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棱镜进行的。因此，文化在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决策方面起着最大的作用。不同的国家、人民及其领导人都受其文化差异的影响，这种差异反映了其价值观、利益、习惯及愿望的不同。伊恩·约翰斯在1995年指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
性的影响。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无论是个人或领导集体，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文化对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新世纪人类面临着许多难题，这要求新的国际关系能够协调解决，而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无形的指导着所有国际主体的行为。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重视文化的作用，那么文化对推动着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形成集体认同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7页
[2] 《中庸》
[3] 《论语·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