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经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赞成，而于六月十日经过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实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整个看法，在五月二十八日已经有所论述，现在专就中国从这件事所应得出的教训，再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解散，里少应该使所有中国人进一步认识（或者是从新认识）三个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解散，应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新的认识呢？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中间，它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发展条件，但是条件尽管改变，马克思主义却总是向前发展着。二十四年前共产国际的成立，曾表明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为什么都赞成解散共产国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今后将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继续发展，是有着一致的坚强的信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有些人过去和现在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其所以还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者，就因为共产国际的活动云云，这是一种何等的浅见。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并不依靠某种国际件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科学，正如地球绕日的学说之不受国界限制一样。革命（这是科学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结果）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科学（这个一切先进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必然输出，也必需输入。还在几百年前，明末清初的那些最反动最守旧的昏君和暴君，就已经开始懂得了接受欧洲近代科学的必要，因而改进了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阴历。辛亥以后，虽然象袁世凯这样愚而好自用的专制魔王，也还知道定“舶来”的阳历为“国历”，以迄于今，未见中国因此丧失半点利权。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回，则今日中国自中华民国之“民国”、国民党之“党”以下，各种输入的大小制度办法名目，何止千万？若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又不同，则俄国人列宁接受了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大家试看究竟俄国有没有因此而成为德国的“附庸”，如完全“发扬”了独裁者凯撒以来“固有文化”的法西斯意大利那样？老实说，如果腐败的沙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的俄国，没有幸而变为富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则岂但俄国今天确乎要成为德国的附庸，四强弱了一强，即其他三强之命运如何，也正在不可知之数。若说马克思主义尽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使其真正富强，独独中国是例外，中国有孙中山主义，而孙中山主义是与外来科学思想不能相容的，这就更荒唐了，这就并不是诽谤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诽谤本国的孙中山主义了。谁都知道，正是孙中山先生本人，第一个觉悟到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固有方法不好，因而决心学习俄国革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方法”。民国十三年孙先生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巨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澈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其长，则各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在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已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
在这里，孙先生不但对于马克思列宁牛义的科学方法能否和应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对于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地墨守固有方法，顽固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降心相从”的人，也做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结论和评价，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一一证实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使我们对于国际主义也可以有同样进一步的认识。国际主义，并不是共产国际存在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存在的原因。如果这个真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有些人还是看不清的话，那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就应该完全看清了。觉悟的人类，有这种国际组织也好，有那种国际组织也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也好，其不分国家民族而团结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无奈有些人硬象看见了什么似的，硬说一个国际组织对于一个民族是如何如何的“不妙”。那么后事实吧，以前美国共产党曾不得已而首先退出共产国际，这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对于（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国际团结义有什么影响呢？唯一可说的影响，就不过是证明了那些造谣者的破产罢了。
中国现在还有人要趁这个“最后”的机会，伪善地“称赞”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国际主义特别是苏联的国际主义的“结束”。共产国际的解散，确如斯大林所说是“恰当和适合时宜”，而这种宣传，却应该说是极不“恰当和适合时宜”的。这种宣传极不恰当，因为第一，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再一次忘记了孙先生的遗教，孙先生正是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里说：
“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问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
可见孙先生自己，就是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于一身的人。第二，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国民党人，却忘记了从大革命到抗战，受苏联的国际主义最慷慨最大量的帮助者正是国民党党。第三，这些宣传者甚至拙劣地引证斯大林的意见，承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揭破了希特勒匪徒关于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生活并使之‘布尔塞维克化’的谎言”，然后又紧接着说，莫斯科过去确是意欲使其他国家布尔塞维克化的，这在逻辑上就不免使自己与希特勒的区别糊涂起来。这种宣传又极不迈合时宜，因为第一，现在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公理与强权的国际战争时代，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都已经联合一致，向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并肩作战，并且正在为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战时的和战后的国际团结而努力，因此就应该大大提倡国际主义，而不应该稍微减弱国际主义。第二，即使对于法西斯集团国家的人民和士兵，也只应该大大宣传国际主义，来打击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争取他们走到反法西斯战线方面来，而不应该相反地和法西斯的反国际主义宣传同流合污。第三，在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但急须开展瓦解敌军的斗争，尤其急须取得同盟国以更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给予我们更大的军事援助，在这个时候来宣传中国民族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有何矛盾，与整个反法西斯国际战争的利益有何不相调和，当然是非常有害，应该立刻“结束”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又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切实消除过去一切关于它的误解和妄说。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审查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有些什么标准呢？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从这所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
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在中国所有各政党中，它应该考第一名。
共产国际解散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与国内团结。中国国内团结的中心关键，就是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不可讳言的，这种关系今天还有很多缺憾。同样不可讳言的，过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借以反对共产党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消灭了。因为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国际主义而加以反对之不能自圆其说，我们也在前面讲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迅速地将两党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和改善。国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利于日本法西斯，但是环顾国内，一方面虽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其他英勇军民的艰苦奋战，虽有陕甘宁边区的积极发展生产，援助前线，改善民生，一方面却是大后方的民生憔悴，士气消沉，这种险象，起于亟待全力准备反攻的今日，真不禁使我们忧心如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国内团结能够增进，一切问题都还是不难解决的。国民党人既然十分欢迎斯大林五月二十八日答复英记者的信，那么，他们当然是准备实现斯大林关于加强反法西斯各国国内团结的希望的。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诚心努力与国民党人协商，来共同实现斯大林的希望，并且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实现蒋委员长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谈话，实现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的抗战救国纲领，实现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和对共产党“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的诺言。果能如此，则国内困难必可克服，抗战胜利必可促进，中国就算是没有错过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没有辜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件大事了。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农民阶级的抗争 (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坚持了14年, 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主观原因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客观原因中是外反动势力色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联合绞杀.历史教训是:农民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注意:《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产生背景不同;经济主张不同;群众基础不同;作用不同;反映时代特征不同 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弥补了前者在社会改革方面的空想性,落后性(二)义和团运动(1899-1900):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等地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在斗争中提"扶清灭洋"的口号,这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以贫苦农民为主,还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运输工人和城市贫民等.义和团运动有严重的自发性质,"扶清灭洋"口号体现出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义和团爱国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注意: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比较 相同点:性质,斗争方式,失败原因,历史作用等 不同点:背景,主要对象,组织性,斗争规模,时代特点等 (三)农民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深爱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学生打击了封建势力,配合了北伐战争.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 2,农民阶级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农民是小生产者,落后的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具有狭隘性,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9） （2019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发挥出建设性作用。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对外援助事业稳步发展。这里，就2019年至2019年的对外援助情况作一介绍。 一、稳步发展对外援助事业 2019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其中，成套项目建设和物资援助是主要援助方式，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增长显著。亚洲和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为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一）援助资金 2019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对外援助资金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 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偿援助323.2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2%。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息贷款72.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8.1%。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社会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较大型成套设备、机电产品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优惠贷款497.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55.7%。 援外预算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二）援助分布 2019年至2019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亚洲地区30国，非洲地区51国，大洋洲地区9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国，欧洲地区12国。此外，中国还向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 （三）援助方式 2019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 援建成套项目。中国共在80个国家建设成套项目580个，重点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 提供一般物资。中国共向96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424批，主要包括办公用品、机械设备、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生活用品、药品以及医疗设备等。 开展技术合作。中国共在61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目170个，主要涉及工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种植养殖、文化教育、体育训练、医疗卫生、清洁能源开发、规划咨询等领域。 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中国在国内举办1951期培训班，其中包括官员研修班、技术人员培训班、在职学历教育项目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49148名。 派遣援外医疗队。中国向54个国家派遣55支援外医疗队，共计3600名医护人员，开展定点或巡回医疗服务，诊治患者近700万人次。 派遣志愿者。中国向60多个国家派遣青年志愿者和汉语教师志愿者近7000名。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向30余个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虽然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又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又确实存在众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一、传统均平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契合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有一种平均（又叫均平）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古代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均平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在于
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均衡。这种文化，还被赋予了天地自然之德的自然属性，是人对自然德性的效法，因此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而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谋而合。 二、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它是一个人的全面解放、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未来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原则。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一国无产阶级革命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要求人们正确处理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其以民为本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有相通之处。 三、经世重教、敢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崇尚实际而贬黜玄想，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又赋予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
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很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时候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机制不甚了解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管理体系都认识不够甚至误解很深。本文试图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机制的现状和问题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包括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政策主要援助机构和职责对外援助体系的构成等并试图探讨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官方发展援助中国对外援助援助机制 我国对外援助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20__年底我国共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各类项目约2000个；在60多个国家实施了100多个优惠贷款项目；向110多个国家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为100多个国家培训培养了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2.3万人。另外中国政府已与亚、非、拉美和南太地区的46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这些国家对华部分到期债务。此外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呼吁在阿尔及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美国飓风灾害等重大灾难后在最短的时间里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有效支援了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救灾工作。 近年来特别是20__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时候外界对中国的对外
援助机制不甚了解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管理机构、管理体系甚感迷惑。本文试图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机制的现状和问题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方针策略、主要援助机构和职责、对外援助体系的构成等并试图探讨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特点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对外援助是中国经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为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力求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 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 , 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其成功的原因 , 固然是社会发 展的历史逻辑使然 , 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重要因素。广义地说 , 理论的实际应用本身就是解释 , 它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所做的解释 , 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是意义的生成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 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 (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深邃而重大的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如何兼容的 问题。考察这个问题 , 就需要以东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为历史背景 , 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纠葛为文化坐标 , 从解释学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本土文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期待视野、历史机缘、接受模式 , 多维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儒学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 , 进而彰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两 者会通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从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 并将其诉诸文化的时代性 - 民族性坐标 , 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 揭示二者之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 , 以超越以往研究中的“体用论”窠臼的限囿。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对话关系 , 凸显这种对话所形成的相互建构的积极意义 , 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构建提供学理启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否可能”的问题 , 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 ,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挥巨大的实践力量 , 决不是偶然的 , 而是历史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 取决 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 必然带有中国的期待视野 , 因此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 也就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过滤和重构的过程 , 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剔除的解释学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 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维度。首先是互补关系 , 即两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其次是会 通关系 , 即两者之间的相互发明、相互诠释。再次是整合关系 , 即在互补和会通的基础上, 把两者融合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以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存在着彼此的可通约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原型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之间的同构关系 ,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中国文化同欧洲大陆文化的亲和性 ,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可能性。 ( 二)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 , 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择其要者 , 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体认 : 1.拯救意识。 马克思有其自觉的担当意识和拯救情结 , 他说过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 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 , 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第二专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年命题情况介绍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94年文科第25题） ［答案要点］ （1）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1927年后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过不同的土地政策。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以适当调节各抗日阶级在根据地的经济利益。 2.下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党的土地政策的一组材料：（1999年理科第35题）材料1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务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五)以人口为单位分配土地。 摘自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 材料2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以乡为标准分配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四)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 摘自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 材料3 省苏(维埃政府)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摘自1931年2月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请回答： ①材料1《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有何意义?条文中尚有哪些不适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规定？ ②比较材料2与材料1，土地政策有什么原则的修正?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正？ ③比较材料3与材料1，土地政策又有哪些原则的修正?为什么作这些修正？ ④从上述土地政策的调整中可以获得什么教益？ （1）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不适合实际的规定有：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配；第二，土地所有权属于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属于农
论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变与发展 对外援助是中国当代外交中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回顾当代中国外交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对外援助以改革开放为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从第一阶段的规模庞大、远超国力到第二阶段的量力而行、讲求实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变。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地投身到对外援助工作中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因此，回顾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变与发展历程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对外援助是指在国际政治，特别是经济上，某国或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他国或其他国际行为体提供援助以解决人道危机、社会经济困难等，包括军事援助，资金、技术、服务援助等。“对外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1，其主要目的包括“追求援助国的既得利益，谋求援助国广义的国家利益，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2。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开始向蒙古、朝鲜和越南提供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 一、中国对外援助两个时期的综合比较 （一）对外援助数额、规模、地区和方式的变化 首先，是数额和规模上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资金从总体来说是保持增长的。“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29.4%。”3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很大，甚至到了超过国力的承受范围。1969年我国对外援助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5%，1972年占6.7%，1973年更是升至7.2%，超出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比例。当时我国几乎是对兄弟国家有求必应，甚至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也要勒紧裤腰带来帮助他国。 其次，是地域和范围上的变化，从周边邻国和兄弟国家逐渐扩展到世界范围。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从援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的，如越南、朝鲜、蒙古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发动百万志愿军赴朝作战。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援越抗美斗争，在此期间提供了武器弹药、军需用品等军事援助，以及低息贷款、派遣专家等经济援助，耗费金额达200亿，是建国后花费最大的一次援助。后来随着政策的改变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分布逐渐平衡，涉及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等地区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第三，是方式和领域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主，经济援助中的无息、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当时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中国对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中国在对这些国家进行对外援助时军事援助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另外在经济援助上，我国所提供的援助、贷款大都是无偿、无息的。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对 1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1页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4月21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2011-08-22 09:02宣讲家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字号：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提要：报告从阐释文化的定义展开，并对世俗形态和理论形态的文化进行了分别论述。报告指 出，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文化的先进性主要表现 为制度的进步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先进性的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把这些先进性因素 变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导向 性的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时代的，具有不同 社会功能的文化，两者的结合一定会有矛盾。 一、小文化与大文化 文化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在日常生活和理论方 面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日常生活里，报纸也好，舆论也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文化。喝酒有酒 文化，喝茶有茶文化，吃饭有饮食文化，穿衣服有服饰文化，搞旅游有旅游文化，我最近还发现了高 尔夫文化，前些年丰都城还出了鬼文化。生活里面到处是文化，文化变成一个高品牌的标语了，哪里 有文化哪里的品位就高。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每一个学科都讲所谓文化，道德讲人的文化，搞政治讲政治文化，打仗有军事文化，宗教有宗教文化。日常生活里这样，理论领域也是这样的。至 于民族，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比如满民族有满文化，蒙古族有蒙 文化，汉族有汉文化，这是按民族划分。按地区，自古都是这样的，河南有中原文化，江苏有吴文化，湖南有湘文化或者是楚文化，江西有赣文化。基本上，文化无所不在。西方人说，文化是空气，无所 不在，可抓呢又抓不住，谁也说不清楚什么叫文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两个学者出了一本关 于讨论文化概念的书，说文化概念有160多种。现在，估计文化概念不止200种。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文) 北京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日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1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对外援助政策 二、对外援助资金 三、对外援助方式 四、对外援助分布 五、对外援助管理 六、援外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依然是一个人均水平不高、贫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尽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历程 中国对外援助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段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援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而更深层次上则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是否应该被接受、如何接受、如何来指导身负反帝反封建的中国人完成历史革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相斥互补并存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相适应，同样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国家的不同性格。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国家性格：包容、传统、谨慎…… 她的包容使之乐于接受各种文化思潮，但她的传统又使之谨慎对待一切接近她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它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全面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而在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着中国人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拿来救中国，应该怎样使用马克思主义来救中国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中国接受一切被证实了先进的文化。于是一些试图救国存亡的拥有先进思想的爱国志士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例如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取法现代”、“尚友古人”的民主革命思想等，他们都在探讨救国的道路上表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作，开始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西文化之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阐释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1940年前后，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全面详细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首先提出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被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研究
中国近代农民阶层分析及其与革命的关系 目的：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况，欲奋国人之志而掀革命之潮流，必得悉知社会各阶层情况，明其厉害所在，方能辨清敌我，知晓革命之根基所在，才能充分、合理地发动群众，与一切反革命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内容： 一概述 经济地位决定革命态度。一般而言，某个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与其经济地位成负相关。经济条件整体较好或趋好的，都是反革命。经济地位整体很差、在黑暗中难觅一丝光明的，都有成为革命力量的基础。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曾教条的坚持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陈独秀） 二阶层分析与革命必然性 从富裕程度来看，可将农民阶级较粗略地分为：富农（约10% ）中农（约20%）贫农（约70% ）。 其中，富农在革命高潮时很郁闷。中农的态度则是游移。贫农一直是乡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 富农在在革命中被没收土地，财产被分给贫农。因而他们是反对革命的。 中农的生活能得到基本的维持，“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债。”革命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现在还能吃饱穿暖，而革命后怎样却是未知数。 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土地不足或没有土地，占有不完全的农具，须租入土地耕种或出卖部分劳动力维持生活。这些贫农长期以来被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生活在乡绅的白色恐怖之中，被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是土豪劣绅的仇敌，革命对他们来说是推翻一切不公、为他们重新赢得生活的手段。 三发起农民革命必要性 农民革命才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不会成功。乡村的农民，革命伊始就触及地主阶级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只有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才能有农民的地位。从这点上看，农民只有依靠革命，革命也将依靠农民。 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曾教条的坚持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陈独秀）。实际上是忽略了中国实际情况，盲目相信理论和俄国经验，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口中农民占大部分比重。相较于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蕴藏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才应该是最主要的。虽然工人阶级毋庸置疑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态度是彻底坚决的。但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 艺术学院环艺14-1班贾鲁宁 3141062326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 一个统治阶级的完善理论思想，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理论支撑；第二与本民族存在文化契合点。 关于第一点，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做到了，几乎所有原理的第一点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依据。第二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其次是以人为本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然后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把实践看成是理论的来源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观念在中国古代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最后是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性，从而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伟大融合。
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 [摘要]毛泽东同志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把农民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本文着重对毛泽东同志对农民问题的看法进行阐述，指出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如何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革命建设主体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战斗在农村的独特经历，使毛泽东对广大农民有着深厚而又淳朴的感情，他始终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无论是中国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直把农民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对韶山地区农村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农民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分析，继而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当时，在党内普遍存在学习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而毛泽东同志则较早地看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于1926年写成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指出：农民是支持中国革命的一支巨大力量。1927年初，毛泽东在考察湖南五县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错误观点。针对当时许多人在城市里空谈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中大声疾呼：“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决心跑到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只有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能激发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革命的根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论述了农民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穿起军服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5)基于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所谓人
中国的对外援助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援助领域分布中，中国重点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经济发展，努力使援助更多地惠及当地贫困群体。 一、地区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地理分布比较均衡。受援国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2/3左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123个，其中亚洲30个、非洲51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8个、大洋洲12个、东欧12个。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国80%左右的援助。 二、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新领域。 1、农业：中国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轻贫困作为对外援助的优先领域。农业援助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农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兴建农田水利工程，提供农机具、农产品加工设备和相关农用物资，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高级农业专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提供农业发展咨询，为受援国培训农业人才等。中国援建的农业项目促进了受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并为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原料。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注：此项目执行单位为湖南省农科院）试种34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平均产量为每公顷８吨以上，相当于该国水稻平均产量的２倍至３倍。
班级：机职2011级1班姓名：刘霖学号：20112033 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民阶级由于深受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具有革命的要求。加之人数众多，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进程的作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而后来根据地的农民相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有力保障。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农民阶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 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兼小私有者，不是中国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阶级所从事的小农经济具有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这就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一些自身所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如：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都与宗教有关(拜上帝教和白莲教)，这说明农民阶级在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作指导；从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分析，又可以看出农民阶级在政治上不能提出彻底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而平均主义构想又背离农民小生产者兼小私有者的本性，因此不能实现；而从天京变乱和义和团运动的组织特点来看，农民阶级也不能建立先进的巩固的政权组织形式，无法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和始终保持内部团结，不能抵御封建主义的侵蚀。上述弱点说明，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不能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忽略其革命性，应该认识到：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农民的广泛支持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是由中国近代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哪个阶级领导的斗争，如果不动员农民，均不可能成功。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压制工农运动，也限制了革命力量，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深远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中心放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通过土地革命来为现代化创造前提，正是找准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命脉。 为加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励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放在农村，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依靠农民的力量，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张允熠《光明日报》（2014年07月16日16 版）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建设国家软实力，发展繁荣中国文化的当今时代，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中国文化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版特组织刊发三篇文章，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联系，随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结合中形成了中国社会新型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不禁要问：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几乎搬来了西方的全部思想库，但其结果不是化作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就是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奢侈品仅供鉴赏，唯独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不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而且最终取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意识形态跃居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其中的奥秘何在？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在于它适应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 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为了救亡图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同上，第1357页。］然而，实践表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和外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进而克服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全盘俄化"的错误趋向，终于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成功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制定，从而使中国社会永不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在于它适应了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相对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从16世纪起就落后了。与此同时，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日益捉襟见肘，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社
授权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日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1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对外援助政策 二、对外援助资金 三、对外援助方式 四、对外援助分布 五、对外援助管理 六、援外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依然是一个人均水平不高、贫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尽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 一、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历程 中国对外援助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段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援助方式更为灵活。为进一步巩固已建成生产性援助项目成果，中国同部分受援国开展了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和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和管理合作。一些已建成援外生产性项目通过采取上述合作模式，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比传统技术合作更为显著的成效。经过调整巩固，中国对外援助走上了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受援国实际需求的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动援助资金来源和方式的多样化。1993年，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1995年，中国开始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有效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