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育儿福利制度简介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父亲休育儿假进行立法的国家。
早在1974年,它就率先废除了只针对母亲的产假制度,开创性地将父母共享的有酬育儿假付诸实践,允许双亲分享180天的假期。
尽管这是一个性别中立的家庭政策,但在当时可谓一个开先河的前卫之举。
这一政策甫一推出,整个国家一时间沸沸扬扬,选择休假的少数奶爸被坊间揶揄为“天鹅绒爹爹”。
天鹅绒即曾经风靡一时的男女皆宜的一种服装面料,“天鹅绒爹爹”的称谓暗示着对“不够爷们”的男人的鄙视。
政策出台当年只有562位父亲尝试休假,可见当时男性对这一“激进”举措的拒斥。
对此,瑞典随后不断推进包括父母共享育儿假在内的育儿福利改革,使得“双亲共同履行育儿责任”的理念在瑞典社会缓慢地生根发芽。
瑞典逐步完善父母共享育儿假政策,促进父母双方共担育儿责任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育儿福利改革的一个引领者。
1986年,瑞典推行父母双方分享9个月的带薪育儿假。
此后,为了解决爸爸们不休假的难题,专门为父亲量身定制的带薪育儿假于上世纪90年代出台并实施。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育儿假法》特地规定了第一个父亲专属、不可转让、30天的“父亲月”假期,这一假期“不用即废”。
这项硬性规定成为激励爸爸们纷纷休假的一个强大动力。
此后,爸爸们休假的比例和休假天数双双明显攀升。
2002年,瑞典又规定了第二个“父亲月”假期,法定的休假时间翻了一番。
自2016年1月1日起,父亲育儿假再一次延长,达到了三个月。
政府不断拉长育儿假的“三连跳”卓有成效。
如今,十个奶爸中有九人会选择某种形式的育儿假。
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瑞典的家庭友好政策十分健全,育儿福利之优渥饮誉全球。
国家掏钱为新生儿父母提供长达16个月(即480天)的带薪育儿假。
在前390天里,父母可领取其薪资的80%,剩下的90天则按每天20欧元的固定标准发放津贴。
480天的共有假期中包括了父母各自独享的90天假期,这三个月的假期“不用即废”并且不可转让给配偶。
这就意味着母亲最多能有390天的法定休假。
试想一下,假如只增加母亲的休假时长,那么,不单两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会进一步固化,职场上对妇女的歧视也在所难免——妇女休假时间越久,收入受损的程度会越严重,更不必说妇女在晋升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牵制。
因此可以说,与时俱进的瑞典式陪产福利,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断增加父亲全职在家里带娃的时长。
更值得称道的是:瑞典陪产福利政策规定,父亲休假少于90天便得不到津贴,且父亲休假天数越多,得到的津贴也越高;如果夫妻均分假期,家庭获得的津贴会达到最高水平。
瑞典政府通过经济激励引导夫妻更平等地分享假期的政策意图,由此略见一斑。
瑞典育儿福利之慷慨和内容之人性化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总共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在孩子8岁以前的任何时点都可弹性地加以利用。
不仅如此,休足480天带薪假后,父母还享有缩减工时的法定权利,有不满8岁子女的父母均可申请将正常工时最多缩减四分之一。
返职后的妇女还可以选择灵活度更高但报酬较低的非全
日制工作或弹性工作时间。
更具人文关怀的一点是,很多妇女在产后可选择以兼职的形式继续从事此前的全职工作,有的妇女会等到孩子上小学后再重拾全职工作。
这一切都有助于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减少其育儿的焦虑和负担。
不断完善的育儿福利政策在家庭和社会引发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瑞典造福父母的育儿福利政策体系在过往数十年里逐渐成型。
有了法律和政策的强有力保障,不断完善的育儿福利政策在家庭内外催生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经过日常育儿的实际操练,有的父亲从陌生的“局外人”变成了称职的“局内人”。
在假期中全职陪伴子女的奶爸,有机会亲历为人父的甘甜与苦辣。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奶爸开始珍视这段绝佳的陪伴体验,“父亲”在育儿中的存在感亦逐渐增强。
同时,这项为奶爸们提供育儿时间和资源的制度安排,对处于生命之初的婴幼儿也大有裨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目前是整个欧盟地区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和生育率一度成功突破2.0,目前保持在1.9左右。
实际情况表明,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夫妻更有可能生育二孩甚至更多孩子。
第二,育儿假成为家庭福利最大化的一个良策,使全家人都收获了“福利溢出”的惠益。
有父亲作后盾,母亲更容易恢复孕前的身心状态并更早地重返职场。
同时,休假的父亲更能理解和体谅自己的妻子乃至母亲。
家庭内部育儿的性别界限渐渐淡化,夫妻之间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渐渐增强。
父亲角色的这一转变被公认为有助于提升婚姻幸福感,降低离婚率,并增强对子女的联合监护。
当愈来愈多的妇女重返职场并取得斐然成就后“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也变得不再稀罕。
第三,工作场所文化渐渐有了改观。
瑞典堪称世界上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超过了78%,属于欧盟最高水平。
当前,瑞典约九成母亲产后会回归职场,从而部分抵销了其职业生涯中断带来的不良后果。
同时,职场上称职的成功男士也被重塑为负责任的父亲和生活伴侣。
一些公司和雇主对男员工休假尽管不情愿,但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工作场所也因人性化的友好政策而保住高端人才不流失,因而增强了其自身的竞争力。
第四,“育儿假革命”催发了瑞典社会更为宽泛的文化转变尤其是生育文化的转变。
基于数十年来不遗余力、大张旗鼓的舆论造势,有关育儿的传统价值观、性别规范以及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期望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照料孩子不再被视为妇女的“天职”。
如今的瑞典,一边喝咖啡一边照料婴幼儿的现代“拿铁奶爸”比比皆是,已成为公共场所一道亮眼的日常景观。
独自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兜风、用奶瓶喂奶甚或给婴儿换尿布,已不再是丢脸的事。
虽然瑞典在育儿责任上的性别不平等并未完全消除,即便父亲也休假在家,育儿和家务的主角依然是母亲。
但不可否认,内嵌式的父亲共享育儿假和专属休假,成为瑞典推进男女育儿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试想一下,如果一味增加母亲的产假,公
共政策就不可避免地复制或强化现存的性别不平等。
瑞典规定的育儿假父亲配额“不用即废”且不可转让的硬性规定,堪称一个明智的政策抉择。
这有助于纠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并促进育儿的公平分工,从而弥补妇女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劣势。
正是由于诸如育儿假这样精致的顶层设计,瑞典成为全球男女平等的一个典范。
自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推出性别差距最小国家的排行榜以来,瑞典一直名列前茅,从未落在第四名之外。
据《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瑞典在149个经济体中稳居第三位。
从1974年率先用父母育儿假取代母亲独享的产假,到现在备受赞誉的90天父亲专享带薪育儿假,瑞典摸索了40余年。
瑞典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对我国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时俱进推出类似于父母育儿假的家庭支持政策,有可能成为我国解除二孩生育之忧的一个重要杠杆,并像瑞典一样收获多重“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