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进学解》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第二节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河北昌黎，人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谥曰“文”，故有“韩吏部”、“韩文公”之称。三岁而孤，由兄嫂扶养成人。十三能文，后随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三试吏部不中。十二年至十七年间，先后为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十八年授四门博士。这时创作的文章有：《原道》、《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文章借李愿之口，运用两宾夹一主手法，写了三种人：声威赫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官迷，映衬、对比中表达他对官场的憎恶和对隐居的向往。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京畿旱灾，他奏请皇帝“特敕京兆府”，停止征赋，贬阳山令。后历经迁调：因平淮西吴元济有功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而远贬潮州；穆宗朝官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57岁卒。有《韩昌黎集》。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当时他任国子博士。太学：指国子监。唐朝国子监相当于汉朝的太学，古时对官署的称呼常有沿用前代旧称的习惯。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
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毕：全部。张：建立、确立。。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
一、文以明道。
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志道”、“明道”，即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他们重视“道”，也重视“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也说：“道假辞而明”，“言而不文则泥”。说明他们主张文道合一，以文载道。
北朝西魏宇文泰，指令苏绰作《大诰》，反对骈文。
隋文帝有“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诏书。
唐魏征批判齐梁文风，陈子昂标举“风骨”、“兴寄”。
天宝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在理论上都强调文章“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四、加强修养。
作家的修养是为文之本，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根之茂者其实遂”，都强调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柳宗元则强调广泛地从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旁推交通”来加强思想与文章方面的修养，强调必须以深厚的修养与勤谨的态度来为文载道。这种理论，保证了文道合一原则得以具体贯彻。
第七章 唐代古文运动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与被称为“时文”的以浮华夸饰、对仗骈偶为特点的骈文相对称。唐代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目的。因此，这既是一次恢复儒道的努力，也是一次革新文风、文体的运动。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
《张中丞传后叙》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传记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叙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抗击安史乱军的英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也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诬蔑。这篇传记以生动的叙述为主，间以雄辩的议论，同时贯以深挚的抒情。全文叙事波澜迭起，刻划人物栩栩如生，议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是继承《史》《汉》传记，为当代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的优秀传记散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领袖，不但在古文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巨大成就。
韩愈散文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类是议论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哲学论文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集中体现了他的儒学复古主义观点。《原道》是韩愈崇儒学反佛道，阐发道统观点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述孔孟却不引经据典，言必己出，是一种创造性的散文笔法。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很能体现韩愈议论文的特色。他的哲学论文，往往以“原”名题，论述时追本溯源，高屋建瓴，痛快淋漓，思想的深刻和批判的尖锐，均很突出。
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纂：编集。纂言者，指言论集、理论著作。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膏油：油脂，指灯烛。晷：日影。恒：经常。兀兀：辛勤不懈的样子。穷：终、尽。
韩愈的抒情散文，也写得很好。如《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千古绝调”。祭文回忆两人自幼及长的遭际，反复抒写自己对十二郎的怀念与叔侄之间生离死别的哀痛，字字含泪，句句动情，叙述平常琐事但不觉平淡单调，只觉一片哀情出自肺腑，读来催人泪下。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很有感情的赠序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
有司：负有专责的部门及其官吏。
第一部分：写国子先生对太学生的召集和训诲，正面阐述进学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修养。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六艺：指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百家之编：指儒家经典以外各学派的著作。
应用散文主要是一些墓志、碑、铭类文字。韩愈文名甚高，求写墓志的很多，所以这类作品在他的文集中占有相当数量。韩愈写墓志号称“一人一样”，各有特色，其中不少是阿谀之作，没有意义。不过，为至爱亲朋，特别是文坛挚友所写的墓志，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如《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人品、政绩、文学、辞章，深长情义随处可见。
政治论文有《原毁》、《师说》、《杂说》、《进学解》、《论佛骨表》等。《原毁》通过对比古今君子责己待人的不同态度，批判社会普遍存在的毁谤风气，明确指出“怠与忌”是产生“谤”的根源。文章切中时弊，针对性很强。
《杂说》与《进学解》都是韩愈抒写怀才不遇之慨的政论杂文。《杂说》是一组寄慨遥深、变化多端的文字。其四《马说》，通篇以千里马不遇伯乐为喻，尖锐批判执政者既不识才又不爱才，甚至糟塌人才的昏昧，表现作者的自命不凡，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全文通体写喻，叙中有议，文笔矫健，说理透辟。它以精深的议论，绘声绘色的叙述和满怀激愤的抒情，把作者深沉的苦闷与喷薄欲出的激愤，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送李愿归盘谷序》P315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畯：通“俊”。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率：都。庸：用。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爬：爬梳，整理。抉：选择。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韩愈是司马迁后最杰出的散文家。
议论文：饱含感情，气势雄伟，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简洁锋利。
叙事散文：叙述晓畅，形象生动，夹叙夹议，融叙事、抒情于一体。
抒情散文：语言平易，感情深挚。
韩愈散文众体兼备，形成一种规范性的文体，具有雄健奔放、波澜壮阔的风格特色；对于扫荡六朝柔靡文风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分追求新奇，语言生僻，有些文章较晦涩难懂。
先秦：诸子散文，博大精深，议论风发；历史散文，质朴生动，形象鲜明。
汉初政论散文，说理透彻，针砭深刻；司马迂的历史传记散文，雄深雅健，逸气纵横。
魏晋骈文兴起，形式优美，音调铿锵，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但追求骈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梁陈时代，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擢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徒，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倖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韩愈思想核心是祟儒学反佛道。他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倡导儒家道统，对佛道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这种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对古文写作有重要影响。此外，他相信天命、迷信鬼神。他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也反对王叔文革新。他既能在灾荒之年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
二、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要求文章反映现实，言之有物。“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之道”，“辅时及物”，就是要求文章反映现实、干预现实。
三、学古创新。
韩愈反对因袭，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创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唯陈言之务去”，坚决清除那种华而不实的陈言，提倡质朴自然的文辞，强调“辞必己出”，“不以雕琢为工”，提倡“文从字顺”。柳宗元也反对因循，反对“渔猎前作”，他揭露和抨击了“骈四俪六”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文以达意为主。
文学论文主要是为指导古文运动而写的书、序。著名的如《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作者往往结合对方所议阐述个人之见，议论精深却又平易亲切，短小精悍又突出重点，娓娓而谈又气势酣畅，在推动古文运动，指导古文写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韩愈的叙事文主要有传记散文与应用散文。
《进学解》
本文是元和七、八年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假托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学生提出质问，他再进行解释，故名“进学解”，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第二节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郡望河北昌黎，人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谥曰“文”，故有“韩吏部”、“韩文公”之称。三岁而孤，由兄嫂扶养成人。十三能文，后随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三试吏部不中。十二年至十七年间，先后为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十八年授四门博士。这时创作的文章有：《原道》、《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文章借李愿之口，运用两宾夹一主手法，写了三种人：声威赫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官迷，映衬、对比中表达他对官场的憎恶和对隐居的向往。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京畿旱灾，他奏请皇帝“特敕京兆府”，停止征赋，贬阳山令。后历经迁调：因平淮西吴元济有功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而远贬潮州；穆宗朝官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57岁卒。有《韩昌黎集》。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
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当时他任国子博士。太学：指国子监。唐朝国子监相当于汉朝的太学，古时对官署的称呼常有沿用前代旧称的习惯。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
治具：治理的工具，主要指法令。《史记·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毕：全部。张：建立、确立。。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
一、文以明道。
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志道”、“明道”，即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他们重视“道”，也重视“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也说：“道假辞而明”，“言而不文则泥”。说明他们主张文道合一，以文载道。
北朝西魏宇文泰，指令苏绰作《大诰》，反对骈文。
隋文帝有“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诏书。
唐魏征批判齐梁文风，陈子昂标举“风骨”、“兴寄”。
天宝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在理论上都强调文章“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四、加强修养。
作家的修养是为文之本，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根之茂者其实遂”，都强调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柳宗元则强调广泛地从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旁推交通”来加强思想与文章方面的修养，强调必须以深厚的修养与勤谨的态度来为文载道。这种理论，保证了文道合一原则得以具体贯彻。
第七章 唐代古文运动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与被称为“时文”的以浮华夸饰、对仗骈偶为特点的骈文相对称。唐代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古为号召，用质朴刚健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目的。因此，这既是一次恢复儒道的努力，也是一次革新文风、文体的运动。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
《张中丞传后叙》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传记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记叙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抗击安史乱军的英雄感人事迹，歌颂了他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也驳斥了一些人对他们的诬蔑。这篇传记以生动的叙述为主，间以雄辩的议论，同时贯以深挚的抒情。全文叙事波澜迭起，刻划人物栩栩如生，议论理直气壮，不容置辩，是继承《史》《汉》传记，为当代英雄人物树碑立传的优秀传记散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领袖，不但在古文理论上有建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巨大成就。
韩愈散文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类是议论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和文学论文。哲学论文有《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集中体现了他的儒学复古主义观点。《原道》是韩愈崇儒学反佛道，阐发道统观点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述孔孟却不引经据典，言必己出，是一种创造性的散文笔法。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很能体现韩愈议论文的特色。他的哲学论文，往往以“原”名题，论述时追本溯源，高屋建瓴，痛快淋漓，思想的深刻和批判的尖锐，均很突出。
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
纂：编集。纂言者，指言论集、理论著作。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膏油：油脂，指灯烛。晷：日影。恒：经常。兀兀：辛勤不懈的样子。穷：终、尽。
韩愈的抒情散文，也写得很好。如《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的“千古绝调”。祭文回忆两人自幼及长的遭际，反复抒写自己对十二郎的怀念与叔侄之间生离死别的哀痛，字字含泪，句句动情，叙述平常琐事但不觉平淡单调，只觉一片哀情出自肺腑，读来催人泪下。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很有感情的赠序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
有司：负有专责的部门及其官吏。
第一部分：写国子先生对太学生的召集和训诲，正面阐述进学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修养。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六艺：指儒家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百家之编：指儒家经典以外各学派的著作。
应用散文主要是一些墓志、碑、铭类文字。韩愈文名甚高，求写墓志的很多，所以这类作品在他的文集中占有相当数量。韩愈写墓志号称“一人一样”，各有特色，其中不少是阿谀之作，没有意义。不过，为至爱亲朋，特别是文坛挚友所写的墓志，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如《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人品、政绩、文学、辞章，深长情义随处可见。
政治论文有《原毁》、《师说》、《杂说》、《进学解》、《论佛骨表》等。《原毁》通过对比古今君子责己待人的不同态度，批判社会普遍存在的毁谤风气，明确指出“怠与忌”是产生“谤”的根源。文章切中时弊，针对性很强。
《杂说》与《进学解》都是韩愈抒写怀才不遇之慨的政论杂文。《杂说》是一组寄慨遥深、变化多端的文字。其四《马说》，通篇以千里马不遇伯乐为喻，尖锐批判执政者既不识才又不爱才，甚至糟塌人才的昏昧，表现作者的自命不凡，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全文通体写喻，叙中有议，文笔矫健，说理透辟。它以精深的议论，绘声绘色的叙述和满怀激愤的抒情，把作者深沉的苦闷与喷薄欲出的激愤，形象地传达了出来。
《送李愿归盘谷序》P315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畯：通“俊”。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
率：都。庸：用。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爬：爬梳，整理。抉：选择。
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韩愈是司马迁后最杰出的散文家。
议论文：饱含感情，气势雄伟，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简洁锋利。
叙事散文：叙述晓畅，形象生动，夹叙夹议，融叙事、抒情于一体。
抒情散文：语言平易，感情深挚。
韩愈散文众体兼备，形成一种规范性的文体，具有雄健奔放、波澜壮阔的风格特色；对于扫荡六朝柔靡文风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分追求新奇，语言生僻，有些文章较晦涩难懂。
先秦：诸子散文，博大精深，议论风发；历史散文，质朴生动，形象鲜明。
汉初政论散文，说理透彻，针砭深刻；司马迂的历史传记散文，雄深雅健，逸气纵横。
魏晋骈文兴起，形式优美，音调铿锵，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但追求骈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梁陈时代，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擢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徒，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倖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韩愈思想核心是祟儒学反佛道。他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倡导儒家道统，对佛道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这种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对古文写作有重要影响。此外，他相信天命、迷信鬼神。他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也反对王叔文革新。他既能在灾荒之年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极力维护“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
二、不平则鸣。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要求文章反映现实，言之有物。“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之道”，“辅时及物”，就是要求文章反映现实、干预现实。
三、学古创新。
韩愈反对因袭，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创新，“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唯陈言之务去”，坚决清除那种华而不实的陈言，提倡质朴自然的文辞，强调“辞必己出”，“不以雕琢为工”，提倡“文从字顺”。柳宗元也反对因循，反对“渔猎前作”，他揭露和抨击了“骈四俪六”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文以达意为主。
文学论文主要是为指导古文运动而写的书、序。著名的如《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作者往往结合对方所议阐述个人之见，议论精深却又平易亲切，短小精悍又突出重点，娓娓而谈又气势酣畅，在推动古文运动，指导古文写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韩愈的叙事文主要有传记散文与应用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