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
故事中的角色是人，故事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所以人们经常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
莫言的《生死疲劳》塑造了一群人物，其中主要人物是西门闹、蓝脸和洪泰岳，而西门闹则是1号主人公。
西门闹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好地主，土改时他的土地被“共产”，人被枪毙。
西门闹死后在阎王殿上喊冤，阎王让他进入轮回，托生为驴、牛、猪、狗、猴五种动物，之后又托生为人—大头蓝千岁。
莫言借用佛教的“轮回”，叙述西门闹的故事，只是在形式上让人变成五种动物，人与动物的转换并不是为了延续人物的成长过程，也不是为了挖掘人性的深度。
而是将西门闹悬置在一旁，转而去讲述那些动物的故事。
动物鲜活了，生动了，人物的性格却断裂了，僵化了。
将人变成动物，莫言显然受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影响。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把人变成甲壳虫，只是使人在外形上异化，甲壳虫仍然背负着人的灵魂，从而便于探讨人处在困境中的可能性。
人的变形，是为塑造人物和强化主题服务的。
莫言没有能学会《变形记》的精华，只是学了皮毛。
他笔下的动物不过转化了叙述视角，变化了时空关系，类似川剧的变脸，脸变心不变。
动物性截断了西门闹人性的发展关系，或者说动物性取代了人性。
西门闹的情感矛盾和心灵历程被动物的狂欢淹没了。
卡夫卡在动物性与人性相比的落差中，完成的是对人性的拯救。
而莫言恰恰相反，他消弱的是人性的尊贵与高傲，起初是有着敢于反抗的充溢着血性的西门闹，经过轮回变形，逐步成为痴呆、麻木的畸形怪胎蓝千岁。
小说的篇幅很长，故事很多，情节也很丰富，但是与西门闹有内在联系的故事与情节并不多。
就如同莫言的语言膨胀已经远远游离于他的主题之外。
读者看到的西门闹不过是个脸谱化的扁平人物。
莫言并不在意去塑造一些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他在这部小说里是把所有
“一切来自土地的最终还将回归土地，”的人物都变成道具——演化主题的道具。
他的主题是：
这一理念与他描述的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的历史不搭界，描述历史成了莫言的第二主题，读者感觉着第二主题已经遮盖了第一主题。
莫言也徘徊于两个主题之间，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感与现实感。
至此我们认识到这本小说原来是主题先行，图解理念的作品，难怪所有人物不过是莫言的道具罢了。
蓝脸与洪泰岳也是莫言的道具，都是脸谱化的扁平人物。
蓝脸是西门闹在雪地里捡回的孩子，西门闹收留了蓝脸，蓝脸拜西门闹为干爹，给西门闹当了长工。
西门闹被枪毙之后，蓝脸娶了西门闹的妾迎春为妻。
蓝脸在土改时分到了土地，不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终日劳苦于一亩三分的土地上，坚持了半个世纪，一直熬到人民公社解体。
支撑他精神的是一个传统的小农观念：“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他的性格是“一根筋”，认定一条理一直走到黑。
莫言在《莫言对话新录》一书的305页中说：“一旦逃离了土地，农民没有了根本，蓝解放以进城当官的方式离开了土地，西门金龙以开发旅游的方式毁掉了土地，只有蓝脸，他坚守了土地，他是古典农民的活化石。
”正是这块“活化石”寄寓了莫言关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理想，所以蓝脸成为诺奖评委马悦然等人眼中的英雄。
马悦然等人只是从政治价值出发，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这块“活化石”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只讲“阶级斗争”的国度里，一个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只能毁灭——不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毁灭，也要在人民公社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毁灭。
“文革”中有一句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莫言的那块“活化石”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敌人，怎么能不灭亡？脱离了社会环境的“活化石”是不可能存在的。
洪泰岳是与“活化石”蓝脸相对立的人物，与蓝脸构成了矛盾的双方。
这位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农村干部，根红苗正，积极参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文革”等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运动。
他把蓝脸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坚持着与蓝脸的斗争。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生产方式。
洪泰岳却反对改革，成为了改革的对立面。
这种突兀的改变，违背了这个人物的逻辑性，是明显的败笔。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是作者塑造的，但他们一旦活动起来，就有了自身的逻辑规律，他们可以背叛作者的创作意图，但作者若强行改变他们，就显露出虚假和牵强附会。
洪泰岳多半辈子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对于人民公社存在的所有弊端一清二楚，更了解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我国农村的最早改革也是公社干部领导的。
按照洪泰岳这个人物自身行为逻辑，他应该是积极拥护改革的。
他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这次怎么会反对党的农村改革呢？这个人物言行的前后矛盾，是莫言的“道具意识”造成的，莫言只想把每个人物都当成演绎主题或理念的道具与符号。
莫言为了演绎“共产党老干部与改革开放时代财富暴发户共同毁灭”的理念，强行迫使洪泰岳抱住西门金龙在炸药的硝烟中同归于尽，洪泰岳还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念出半句《国际歌》的歌词。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洪泰岳这样做农村工作的干部，正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带头人，这是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
莫言通过蓝脸的单干，对“合作化”进行简单否定，是缺乏常识的表现。
莫言并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东三省和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农村，已经在探讨重新建立“合作组织”的问题。
合作化适合发展生产力，一家一户的单干毕竟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只能被历史淘汰。
况且蓝脸的单干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土地私有，后者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莫言费力演绎与赞扬的理念不过是逆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落后理念，也许这正是诺贝尔奖评委会想看到的。
莫言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脸谱化的扁平人物，例如蓝解放，他所有的爱情都是莫名其妙的，不可理喻的。
他与庞春苗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却爱得死去活来。
蓝解放接着又与前妻的姐姐黄互助同居，同居的目的是用狗的姿势做爱。
莫言之所以让蓝解放与庞凤凰发生乱伦关系，就是想表明大头蓝千岁是乱伦的产物。
莫言显然是为了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结尾处，奥雷良诺与姑母乱伦生下了一个带尾巴的孩子。
马尔克斯是用此来象征不进行改革的社会和家族必定灭亡的命运。
莫言的蓝千岁象征什么？用意何在？显然他不是想证明蓝脸家族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蓝脸是他殚思极虑塑造的历史英雄。
莫言只是在告诉读者他学的是《百年孤独》！为模仿而模仿！
模仿很难产出真情，莫言对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深情，没有爱，没有悲悯，没有祝福。
所以他塑造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行动逻辑，没有心理动机，没有成长轨迹，没有人性的特征。
他们都是莫言嘲弄、羞辱的对象，莫言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为驴为猪为狗为牛为猴为白痴。
让他们散发着粗鄙和丑恶。
莫言多次说“文学就要揭露、批判人性的恶”《生死疲劳》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表现人性恶的道具，也只能是脸谱化的扁平人物。
莫言最后也不放过他的人物，他在小说结尾处，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屠杀，让他们成批地悲惨地告别尘世，不得善终。
莫言还在小说中心安理得地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自己必然的命运。
”他在强迫读者也认同他强行加在人物身上的命运。
写到这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他在《被侮辱与损害的》当中说：在那些漫漫的长夜，在我兴奋地怀着希望与梦想，对自己的作品怀着热烈的爱的时候，这时候，我和我的幻想，和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一同生活着，和他们的命运共欢乐，有时还为我那朴实的主人公流出了最真诚的眼泪。
这段话与莫言作品相比较，我又想：莫言到底是怎样一位作家？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冷酷残忍的叙述。
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他精神上留下猪尾，还是那段残酷的阶级斗争岁月严重扭曲了他的心？
不只是莫言的作品缺乏爱，许多著名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缺乏爱。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