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馆藏情况

安徽省亳州博物馆所搜集的碑刻是馆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有东汉碑刻,隋代墓志铭,元赵孟頫的《北陇耕云》,明清时期墓志、经幢,清著名书法家梁巘的《贝叶经题后》、《江公救灾记》、《刘君墓志铭》,徐世昌书《姜桂题墓志铭》等。

东汉碑刻出土于曹操宗族墓群袁牌坊二号墓,是一块残碑,呈不规则形状,存37字,可识仅33字。

残碑石质坚实,边缘处可见因外部重力损毁。

碑文布局饱满,笔划较细但遒劲有力,融入篆意,高古伟岸,结体古逸,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

碑文中提到的炽,是否为长水校尉曹炽,因碑残缺,不能肯定。

曹炽(145-183年),字元盛,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活在东汉末年,曾任东汉太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长水校尉,曹炽为曹褒之子,曹仁、曹纯的父亲,曹操的从父。

袁牌坊墓群排列稠密,很可能曾被大破坏,各墓遗物因而混杂,有待将来清理其他墓葬时有所发现和研究。

隋代墓志存有三合,为王幹、元惠和□爽墓志铭,三人皆系官僚贵族。

墓志记叙了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祖先世系,回顾死者的生平仕历并加以称颂,最后记录死者的卒年、葬日、葬地及子孙姓名等。

王幹墓志(图一)两方,青石刻成,长50.5、宽51厘米,上石为盝顶状,中刻“王君之墓”四字,内刻志文19行,每行19字(图一,1)。

下石刻文18行,每行18字(图一,2)。

志文载:王幹,太原人,曾当过隋亳州总管府参军,死于开皇十七年,于开皇二十年由太原迁葬于“亳州城北小黄县纯宜乡涡水之阳二里”。

元惠墓志(图二)长宽各50厘米,盖为盝顶形,装有铁环提手,顶部与四杀雕刻花纹,中央刻写死者姓氏。

志文15行,220字,墓主人为元惠夫妇。

元惠,河南洛阳人,曾任东安府参军,后迁马艳茹图一隋王幹墓志铭亳州涡北轮窑厂出土上石下石. All Rights Reserved.图二隋元惠墓志铭亳州博物馆收藏图四赵孟頫《北陇耕云》石刻亳州牛柏冈双钩江宁侯怀胜镌石梁巘题识作跋图三隋□爽墓志铭亳州涡北轮窑厂出土上石部分是“志”下石部分是“铭”图五清代书法家梁巘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书写的《江公救灾记》下石上石. All Rights Reserved.晋州府主簿(幕僚中的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

一、潘氏家族墓墓志形制及录文2006年4月，为配合江苏省宿迁市区金港花园二期工程建设，宿迁市博物馆等单位在工程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东周、西汉、宋、明等不同时期墓葬68座。

其中，明代墓葬有6座为同墓异穴的夫妻合葬墓，编号为M1—M6。

除M1外，其他5座均发现墓志。

墓志均出土于封墙前端的墓道内，共计17件，分属两代9位潘氏家族成员。

墓志均为青石质地，志盖篆书或楷书。

除M5潘淳妻徐香墓志无志盖外，其他8位墓主墓志皆由志盖与志底组合。

志盖与盖底尺寸均相同，仅潘清墓志志盖、志底饰有简单边饰。

另外M6潘滋夫妇墓各出土方形志碑1件，均位于墓室北墙与木棺之间，分别书“明故经历潘四公之墓”与“经卫潘四公妻王氏孺人之墓”铭文。

现将出土墓志（碑）的相关信息列为表一。

所出诸墓志行文、体例基本一致，主要叙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身份、婚姻、子孙、生卒年月、葬地等情况。

因夫妻二人的墓志内容较多重复，限于篇幅，在此仅将5位男性成员墓志录文，女性配偶墓志在后文论述时略作补充说明。

（一）潘敏墓志（图一）长50厘米，宽46厘米。

志盖篆书“明封吏科给事中潘公之墓”。

志底楷书17行，满行17字，计276字。

录文标点如下。

明封吏科给事中潘公墓志」潘公,讳敏，字志学，宿迁县孝义乡草堰社人。

」父讳智，义官。

母董氏。

公为嫡子，永江苏宿迁出土明代潘氏家族墓志嵇娟（宿迁市博物馆，江苏宿迁223800）【关键词】潘氏家族墓志；江苏宿迁；明代【摘要】2006年4月，宿迁市博物馆等单位在江苏省宿迁市老城区发掘了明代潘氏家族墓，共出土墓志（碑）19件，分属两代9位家族成员。

墓志记载了潘氏家族的婚姻、科举仕宦情况及相关家族成员的埋葬地等丰富信息，为研究宿迁城市迁建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乐十五年」二月十九日生。

任陕西泾阳县主簿，再升四」川永宁宣抚司经历致仕。

寿七十有五，弘治」四年辛亥七月初六日卒于正寝，十一月十」二日葬于县北马陵山南。

娶南仁乡驼腰社」王公三次女王氏。

２０世纪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成绩与问题任晡墓志是我国古代刻写的一种特殊柑葬品的通称。

这种刻写的特殊拊葬品，虽然产生时代存在秦、两汉、魏晋、南朝等多说，使用材料存在瓦、砖、石、瓷、木、纸等多种，流行名称存在柩铭、墓记、墓碣、墓版、圹志、灵舍铭、阴堂文、玄堂志等多项．但主要记载墓主的姓名、籍贯、事迹、仕宦、婚姻、亲友、丧葬等，却大致相同。

因而，一直受到文史研究者的重视。

历代都有学者专门从事墓志的整理与研究。

２０世纪以来，特别２０世纪后５０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盗墓、考古发掘、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墓志的出土日益增多，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更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然而，在成绩的背后，也凸现不少值得引以为鉴的问题。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希望既总结成绩，也探讨问题，将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一、２０世纪前５０年的墓志整理与研究２０世纪前５０年，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大致继承清朝金石学研究的传统，虽然整理与研究并重，但整理仍多为个人，规模不大；研究也主要限于题跋，篇幅较小。

１．墓志的整理２０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虽然尚未传人我国，但地不爱宝，墓志的出土仍较前代大为增加。

到了４０年代末，仅在大陆范围内，出土的墓志就有数千方之多。

而同时，整理工作也有重点地展开。

这一时期，墓志的整理，大致可分收藏、编目、出版三类。

收藏有专藏、泛藏之分；编目有略目、详目之别；出版亦有图版、释文及图文对照之不同。

关于墓志收藏，主要有：①于右任鸳鸯七志斋。

该斋原为于右任室名，１９２４年以后作为于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代称。

此前，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处购得墓志３８７方。

其中：晋３方，梁１方，北魏１５８方，北齐３方，北周ＩＩ方，隋１１６方，唐２方，宋辽４方，无确切年代者８９方。

因有七对北魏夫妻墓志，故将室名定为鸳鸯七志斋。

这批墓志，十余年后全部捐给了西安碑林［１］。

②张钫千唐志斋。

该斋位于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为张钫于１９３６年创建，是张氏私人收藏墓志的专门场所。

2019.3文物介绍与研究襄阳市博物馆藏两合明代墓志考释《大明襄国世子长女墓志铭》与《明中宪大夫成原欧阳公暨配吴恭人合葬墓志铭》两合明代墓志系襄阳市博物馆旧藏，具体出土时间不详。

1982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襄阳市博物馆对其进行清理登记，并将其镶嵌于襄城古谯楼券门洞壁内，2013年移至博物馆收藏。

现将两合墓志的相关内容介绍如下。

一、大明襄国世子长女墓志铭墓志由志盖与志石组成。

青石质，方形。

盖、志边长67厘米，盖右侧及左下边缘残缺，志盖、志石四周均饰有卷草纹。

志盖竖行阴刻篆书3行9字：“大明襄世子长女圹志”（图一）。

志文楷书，凡17行，满行21字，共215字（图二）。

录文如下：大明襄国世子长女墓志铭」世子殿下长女讳瑞瑛，生母刘氏，成化三年六月」十四日衣裼也。

赋性聪慧，克知孝敬。

虽童幼，爱」弟甚周悉，出语恒过人表，间为女红，宫属皆叹」服。

犹通《孝经》。

」殿下欲俟长，更授《论语》《小学》诸书，及」请于」朝，」锡封号以成其家。

成化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幸以疾」卒。

」殿下殊剧伤悼，卜以是年十月初九日，葬于城西」顺安山之原。

呜呼！既筑其墓，复述以志，而铭乌」可无也？是为铭。

铭曰：芝始茁而乃倾，兰始萌而」乃零，昌其生，弗昌其荣。

噫吁嚱，胡苍苍以梦梦！」赐正四品俸，掌」襄府长史司事、奉政大夫、左长史，臣韩弼奉」令旨撰文并书丹篆盖。

」襄阳市博物馆藏两合明代墓志考释张靖（襄阳市博物馆，湖北襄阳441021）【关键词】明代；襄阳；朱瑞瑛；欧阳照；墓志铭【摘要】襄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两合明代墓志，分别记载了明代襄宪王朱瞻墡长女朱瑞瑛的生平和襄藩长史后裔欧阳照的祖籍源流及生平仕宦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明代襄藩王府及欧阳氏家族迁移的研究资料，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

2019.3襄阳市博物馆藏两合明代墓志考释文物介绍与研究由志文知，朱瑞瑛生于明成化三年（1467）六月十四日，卒于成化十年（1474）九月二十一日，享年8岁，葬于襄阳城西顺安山（今柳子山）。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专栏一、国博馆藏《独孤信墓志》及其概况墓志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早期形制各异，至北魏时期墓志的形制逐渐固定为方形。

墓志是中国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砖质和石质两种材料制成。

秦汉以来，低等级墓葬多在墓中放置砖志，中高等级墓葬多在墓中放置石志。

石质墓志多以“合”的形式出现，上合为志盖，下合为志身。

通常情况下，墓志盖上篆刻墓主的祖籍、官职、姓氏等基本信息，志身主要为描写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志铭。

墓志铭分为“志文”与“铭文”两部分：前者主要刻有墓安美版《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封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原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原石射”[3]。

杨坚年方十四岁时，独孤信见其“有奇表”，不似凡人，料定此子日后必成大器，“故以后（独孤信第七女）妻焉”[4]，将最心爱的小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他。

不仅小女婿杨坚了得，大女婿、四女婿同样都是一世人杰。

独孤信的大女婿—北周明帝宇文毓不仅博览群书，留下了《和王褒咏摘花》《过旧宫》等诗篇，更兼武功斐然，亲自带兵击退过吐谷浑的入侵。

而独孤信的四女婿李昞，则是北周阵营的一员悍将，在北方周齐争霸的战火中多次捍卫了家国，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

从独孤信选婿就可以发现，他不仅善于治国理政，驰骋疆场，更兼具慧眼识人的本领。

是故，独孤信一人而为三代外戚，“贵戚之盛，莫与为比”[4]，这在历史上甚为少见。

三、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对墓志与传世文献进行校勘然而，通过传世文献梳理所得的独孤信生平，是否真实可信呢？按照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需要将传世文献与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刻石拓片扫码阅读栏目更多内容。

开封市博物馆藏唐刘升墓志考作者：唐冬冬来源：《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06期摘要：《刘升墓志》，全称《大唐故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笔者经过对《刘升墓志》的研究，考证出刘升的生卒年，弥补了史书之阙。

根据《刘升墓志》所传递的信息，本文对刘升的诗歌和书法进行了研究，史、志相吻合，证实刘升确为盛唐时期的诗人和书法家。

《刘升墓志》志文行、楷相间，是唐代行书入墓志的实物依据，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第一手珍贵实物资料。

关键词：刘升；墓志；赋得体诗；行书《刘升墓志》（图一），全称《大唐故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洛阳出土，但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

墓志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

《刘升墓志》唐天宝四年（745年）十月刻。

志盖高、宽均为59厘米，厚10厘米。

志盖题篆书“大唐故刘府君墓志銘”。

志盖左下角残缺。

墓志高55.0厘米、宽54.5厘米、厚10.5厘米。

李翊撰文，未署书丹者姓名。

志文行、楷相间，24行，行24字。

除个别文字有泐损外，其余皆清朗。

志文曰：“大唐故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刘府君墓志铭并序右補阙李翊撰公讳升，字陟遐，彭城人。

禀纯粹之德，蕴生灵之秀，式金玉之度。

被鸾凤之姿，信一代令仪，九流英达者也。

其生也不造，其少也多艰，始以烈考彭城长吏府君罹及善之刑，近倾巢之祸，收骸去蜀，扱袵投荒，徒行百舍，饮血万里，蛮貊之人皆教以孝，有以见公之锡类也。

丹徼孑居，素业克构，周流六籍，该览百氏，穷草隶之妙，擅词赋之工，江沲之人皆典于学，有以见公之惠训也。

由是休问日流，英华籍正，人伦佇其模楷，缙绅渴其风猷。

故知兰桂幽而馥，随和晦而显。

暨涣汗昭洗，言旋京国，则愿窥元礼之门，睹叔宝之貌者，如水归于壑，影附于形。

优遊名公，绰有余也，遂再射策甲科，三人清宪，累兵、户二员外、中书舍人、右庶子。

挥宸翰于中枢，发春华于前曜，典形故事，被于台阁矣。

夫其受物用虚，涵体以静，进而鼓其动，退而养其明。

与人也周，为器也备，仰之增峻，挹而逾深。

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新疆的石重贵墓志铭博物馆藏品是17世纪初期新疆哈萨克族辽宁部落的盗墓文物，他们来自哈尔滨方向的贵族世家族谱，由石刻构成，具有珍贵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价值。

石重贵墓志铭石刻上用一种容易被涂抹和文字被破坏的“独木砚”文字，记录的是贵族的宗教信仰、家族关系、礼节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有十一个墓室，矗立在一起构成一个圆形的环形墓地，每个墓室的大小不同，都由几对石柱面和石片构成，这些石头上都有文字刻着，记载着当时人们的信仰、家族关系以及家族内部的礼节文化。

第一个墓室坐落在最中央，是石重贵墓志铭最大的一个，它由三个石柱和石板组成，上面有一行文字，写着“石重贵墓志铭”几个字，这是石重贵墓志铭的标题。

另外，这九个墓室上还刻着贵族家谱和十六个字母，这可能是当时贵族家族的记载方式。

在这些墓室的石板上，还有一些祈祷的文字，写着这些贵族祈祷天主保佑他们繁荣、健康、聪明、仁爱、勇敢。

这些祷文同时又体现了当时的宗教文化，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

石重贵墓志铭的出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贵族的宗教信仰和家族关系，更好地了解新疆贵族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当时贵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此外，这份出土的文物还能说明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

辽宁博物馆收藏的石重贵墓志铭文物是一件来自新疆贵族族谱的文物，它们所刻有的宗教信仰、家族关系、礼节文化及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是我们无法在作品中看到的实益文化，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新疆贵族文化的历史脉络。

石重贵墓志铭文物是古代新疆贵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它是对新疆古代文化的一种重要发现。

研究这份文物，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新疆古代贵族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从而更好的保护发掘贵族文化遗产，为研究新疆古代贵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石重贵墓志铭文物对新疆贵族文化研究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份珍贵文物也展现了辽宁省对古代文化保护的重视，也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和关注，以丰富辽宁的文化资源，推动辽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显㑺墓志》（民国拓本）作者：李文秋来源：《书画世界》2019年第11期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

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伤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我国北朝碑刻形式多样，数量丰富，风格鲜明，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虽然北朝书法在很长时间里不被重视，但其艺术性客观存在。

清代中期以降，学界重新对它进行审视，从而使之获得了新生。

北朝书体至少有两方面价值已经得到了历史肯定。

一是字体演变的实证。

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北朝楷书在演变中所走过的历程，并充分证明北朝楷书是唐代楷书得以繁荣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它那以雄伟刚健、气象开张为主的审美取向，是中国书法美学范畴中的“壮美”典型。

一、《元显㑺墓志》述要北魏时期，得益于统治者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和宗教文化的盛传，尤其是丧葬习俗的改变，此时的碑刻铭志书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因孝文帝改“鲜卑氏”为“元氏”，故北魏皇氏墓志又称“元氏墓志”。

由于皇族的崇尚，又端赖于当时名家高手参与书写和刊刻，元氏墓志书法不仅体现了北魏统治阶层的审美，也代表了当时主流书法的最高水平，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元氏墓志书法中较著名的有《元怀墓志》《元倪墓志》《元瑛墓志》《元显㑺墓志》《元鉴墓志》《元桢墓志》《元彦墓志》等。

《元显㑺墓志》为北朝元氏墓志的典型代表，全称《维大魏延昌二年岁次癸巳二月丙辰朔廿九日甲申故处士元君墓志铭》，刻于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农历二月。

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藏珍品系列
《唐寿光公主墓志》
志并盖一盒。

志盖题铭："大唐故寿光公主墓志"，隶
书三行。

墓志文由唐代著名学者韦述撰文，书丹者韩择木，
为韩愈叔父，工隶书，是唐代隶书四家之一。

其文精简而优美,
其书端庄肃穆而不失灵动，堪称文书俱佳之作。

寿光公主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十二个女儿，生于开元
十四年（公元726年），逝世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
享年二十五岁。

作为一方皇家墓志，《寿光公主墓志》书文
皆为唐代大家手笔，极具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

原石现藏于
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由西安交大钟明善教授捐赠。

读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隋墓志三种*Abstract:In Luoyang Museum of Nine-dynasty Stone Inscriptions and Writings, six epitaphs of the Sui Dynasty are published.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examined three of them which have not been examined in the past, which are Lu Xiaosheng's Epitaph carved in the sixth year of Kaihuang Era (586), Li Ping's Epitaph carved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Kaihuang Era (594) and Cui Xian's Epitaph carved in the nineteenth year of Kaihuang Era (599).Key words:Epitaphs of the Sui Dynasty; Lu Xiaosheng (538–585); Li Ping (516–594); Cui Xian (560–599)摘 要:《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收录六种隋代墓志铭，现将其中尚未考证的隋开皇六年《陆孝昇墓志》、开皇十四年《李平墓志》、开皇十九年《崔显墓志》这三种新见隋墓志分别加以释读。

关键词:隋墓志 陆孝昇 李平 崔显王其祎 傅清音（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 西安 710001）近读《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一书，知该馆所藏隋代墓志铭共有六种，依次为开皇三年《李贵暨妻王氏墓志》、开皇六年《陆孝昇墓志》、开皇十四年《李平墓志》、开皇十九年《崔显墓志》、仁寿三年《史崇基墓志》与大业五年《李世洛墓志》，其中《李贵暨妻王氏墓志》已载在拙撰《隋代墓志铭汇考》，《史崇基墓志》业已有学者撰文考证，《李世洛墓志》亦尝在拙文《长安地区新出隋代墓志铭十种集释》中有以披露[1]，故本文谨就其余三种新见隋墓志予以分别释录并略加解读。

107此二人的记载。

墓志中对袁冀祖孙三人的记录，构建了一个袁氏家族三代谱系，即：袁盆-袁文-袁冀。

3.李氏谈到李氏，志文说“入为女则、出为母仪”，具有古代妇女的优良美德，并于光宅元年十一月廿六日，与夫合葬。

志文没有介绍李氏出生年月及家族情况。

4.袁绍后人之说志文中说，袁冀为汉代大将军袁绍之后，但除了志文记录外，现有的历史资料中并没有查到袁盆、袁文、袁冀祖孙三代的任何信息，也无法查到其他与袁冀三代相关的袁姓家族信息。

唯一有相关性的是，志文说袁冀为汝南汝阳人，而袁绍也是汝南汝阳人。

有唐一代，比较知名的袁姓家族有袁恕己和袁公瑜等，而袁恕己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袁绍后人，袁恕己还有个孙子袁高，他们二人在唐代都做过大官。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四十五》中对他们祖孙二人有记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还有袁令喜-袁异弘-袁恕己-袁高的家族谱系图表，另外，《元和姓纂新校证·卷四》中对唐代袁姓也有记录，其中，袁恕己这一支为袁绍之子袁熙之后，袁熙的后人居住在乐陵东光县。

以上两种史料记录一致，可见，袁恕己为袁绍后人之说可信。

《资治通鉴·唐记》记载，袁恕己死于神龙二年（706年），生年不详。

按照年龄推算，袁关于袁冀的仕途，志文没有其考取功名的记录，只是说唐代有“尊贤上齿”的文化政策，袁冀因高寿，曾获县令之职，甚至在93岁时被加授雍州司马。

有唐一代，在尊礼的基础之上，有一套明确的敬老政策，《册府元龟》也有明确记载。

袁冀之所以能做县令，与唐显庆五年（660）的敬老政策有关：“（显庆）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板授刺史、县令，并赐氈被、粟、帛各有差。

”而袁冀被加授雍州司马，与唐弘道元年（683）的敬老政策有关：“弘道元年二月，大赦天下。

老人百岁以上者板授下州刺史，妇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马，妇人板授县君；八十以上者板授县令，妇人量赐粟帛。

”关于袁冀，历史无载。

《明代武将墓志价值探究——以北京出土明代武将墓志为中心》篇一一、引言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古代文物逐渐被发掘出土，其中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

近年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武将墓志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北京出土的明代武将墓志为中心，探究其价值所在，以期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明代武将墓志的发现与概述近年来，北京地区陆续有明代武将墓志出土，这些墓志多由墓主人及其亲属所刻制，详细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功绩以及家族情况。

这些墓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其中一些重要的墓志已经被收藏于博物馆，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三、明代武将墓志的价值探究（一）历史价值明代武将墓志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墓志记录了武将的生平事迹和功绩，为研究明代军事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次，墓志中还涉及到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家族关系、官职任免等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最后，通过对比不同武将的墓志，可以了解到明代武将的选拔、培养、晋升等方面的制度。

（二）文化价值明代武将墓志的文化价值也不容忽视。

首先，墓志的书法艺术是研究古代书法文化的重要资料；其次，墓志中涉及的礼仪制度、祭祀习俗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最后，墓志中的家族谱系、家族关系等为我们研究明代家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三）学术价值明代武将墓志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墓志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次，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墓志中的碑文、铭文等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最后，对于考古学者而言，墓志的出土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

四、北京出土明代武将墓志的个案分析以北京某地出土的明代武将墓志为例，该墓志详细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和功绩。

通过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该武将的家族背景、仕途经历、战功等方面的信息。

独孤藏墓志北周宣政元年（578）葬。

此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杨恭仁墓志唐贞观十四年（640）葬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志唐贞观十七年（643）墓志现陈列于昭陵长乐公主墓中。

李思摩墓志唐贞观二十一年（647）葬。

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唐贞观二十一年（647）葬。

近年与其夫李思摩墓志一同出土于二人合葬墓中。

志盖厚7厘米、底边长59厘米。

盖面篆书“唐故李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16字。

四杀饰四神。

志石边长59厘米、厚10.5厘米。

志文正书25行，行25字。

四侧饰十二生肖。

无撰、书者姓名。

“可贺敦”是古代突厥族对可汗妻的尊称。

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窦诞墓志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葬。

1985年出土于渭城区顺陵内阙门外西南角窦诞墓中。

墓志为方形。

志盖呈覆斗状。

厚13厘米、底边长70厘米。

盖面篆书“大唐故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荆州刺史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安公窦府君墓志铭”36字。

周边刻葡萄图案，四杀刻四神，四侧刻缠枝花纹。

志石边长70厘米、厚12厘米。

志文正书39行，行39字，四侧刻十二壶门，壶门内分别饰十二生肖图案。

无撰、书人姓名。

窦诞为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驸马，两《唐书》均有传。

据《新唐书》本传，贞观中“太宗与语，昏谬失对”。

太宗乃下诏曰：“诞比衰耗，不能事事，朕知而任之，是谓不明。

且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

其以光禄大夫罢就第。

”此为唐太宗任人惟贤的一段嘉话，而墓志言及此事却云：“公志尚清旷，性笃逍遥。

……其年上表请致仕，蒙敕允之，授光禄大夫。

”墓志为亲者讳，此亦一例。

墓志现存咸阳博物馆。

牛进达墓志唐永徽二年（651）葬。

1976年4月出土于礼泉县赵镇石鼓村西北牛进达墓中。

志盖厚13.4厘米、底边长70.5厘米。

盖面篆书“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琅玡郡开国公牛府君墓志之铭”25字。

四杀饰四神。

志石边长70.5厘米、厚12.5厘米。

正书39行，行39字，四侧饰十二生肖。

无撰、书者姓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专栏《封魔奴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定公封使君墓志序》。

楷书，有素面覆斗形志盖。

志石长59厘米，宽59厘米，厚8厘米；志盖长58.5厘米，宽59厘米，厚8厘米。

志文共26行，满行26字，全文共计 629字。

一、《封魔奴墓志》基本情况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墓志是生者为了悼念逝去的宗族成员，将死者的姓氏、籍贯、生平事迹、卒安美版《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封魔奴墓志（北魏刻石）》封面《封魔奴墓志》制于北魏正光二年（521），从书法史上字体的演进来看，这一时期墓志中的字体已经是北魏洛阳时期的正体楷书。

这可视为北魏文化汉化的一个成果，也是南朝文化北渡的体现。

与北魏洛阳时期并行的南方政权交替，宋、齐、梁三朝更迭，内府对于名家名迹的收藏整理已有一定成果，形式各样的君臣论书，是先唐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

书法文化的兴盛程度不同，会出现这种文化自领先地区开始的扩“冠”字（图2）；其二，多用圆笔，隶书笔意几乎不见，点画排布匀整，同时有折笔、顿笔等成熟楷书的用笔方式，如第九行“夙”（图3）、第二十四行“先”（图4）、第二十五行“永”字（图5）等。

《封魔奴墓志》的书法风格，与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后者更为夸张，兼备峭劲与纵逸，令其风格独树一帜。

梁启超饮冰室藏有一本初拓《李璧墓志》，梁氏自题：“……今谛审迁，终天长隔。

斯乃存亡之所永痛，昭晦之所难忍。

是以直书遗迹，不复立铭云。

”志题与志序相互呼应，这在北朝同类墓志中并不多见，一般并不交代不写铭文的原因。

封魔奴虽幼遭家难，而受宫刑，但后来仕宦显要，按照当时的惯例完全可以在墓志中以铭颂德。

但由于封魔奴在家族遭难时尚在幼年，对于封氏先人坟茔的位置没有记忆，所以在他死后迁葬回乡时便无法葬入祖坟，使其与祖先“终天长隔”。

这在当图1图2图3图4图5扫码阅读栏目更多内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刻石（原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拓片。

1925年出土的开封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怀墓志》，保存完好如新端秀挺拔的魏碑《元怀墓志》《元怀墓志》1925年在洛阳出土，原藏开封市博物馆，其原石曾嵌于该馆南碑廊，供人观赏。

《元怀墓志》书刻均极精妙，在开封市博物馆所藏的1000多方历代墓志刻石中非常突出，堪称镇馆之宝。

1996年河南博物院从开封市博物馆调去了10多件刻石精品，《元怀墓志》也在其中，该志原石现藏河南博物院。

《元怀墓志》出土较晚，保存得又很好，所以其字画清晰如新，该志的书法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

罗振玉在《松翁近稿》中评其为：“此志大书，端秀挺拔，魏宗室诸志中极佳者。

”元怀（488—517），字宣义，北魏宗室。

他是魏孝文帝元宏的第四子，魏宣武帝元恪的亲弟弟，魏孝明帝元诩的叔父。

太和二十一年（497），他十一岁时被封为广平王，以后又被任为骠骑大将军、司空、司徒等职位，可谓权倾三朝。

他于熙平二年（517）去世，被追封为太师、太尉，谥曰武穆。

到了公元532年，他儿子元修被权臣高欢拥立为北魏皇帝，是为孝武帝。

元怀生前当过皇子、皇弟、皇叔，死后又成了皇父。

这么一位重要人物，在《北史》及《魏书》中，只在孝文诸子的传目中有他的名字，传文却阙失了，这是相当奇怪的。

《元怀墓志》虽然非常简略，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如在正史中，元怀死后的谥号是什么，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在同一本书中，某处说谥号是武穆王，另一处却说是文穆王。

《元怀墓志》出土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上面清楚地写着“谥曰武穆”，这为校正古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元怀墓志》书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这时正是魏碑书法的成熟期。

我们知道，传世北魏造像、墓志、摩崖、碑碣等著名魏碑书刻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都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后的四十年间。

这期间北朝文化有了飞速的发展，魏碑书法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粗犷、朴拙、刚劲的性格与汉文化的深邃、韵味、含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鲜明的书法艺术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