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

《文学改良刍议》解析
《文学改良刍议》是著名学者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2卷第5期。

这篇文章是胡适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胡适在文章中阐释了文学的进化论，提出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号召。

他主张以“中国文学之正宗”使用白话文，并提出了一些文字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改革，如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

《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

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透露，胡适写那篇文章的原稿是在美国《留学生季报》上发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没想到却因此促成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有关胡适白话文的小故事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模仿古人""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明确提倡使用白话文，他还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
胡适先生一语成谶，白话文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一直使用到现在。

当初，为了推广白话文，胡适他们一帮人可没少费心思。

白话文在推广之初，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有很多人就"看不惯"白话文，和胡适等人唱反调。

这其中，黄侃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胡适在北大任教，一次公开讲课中，他说白话文比古文简洁。

有学生提出反驳。

于是，胡适就出了一道题，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一职草拟电文，学生用古文，胡适用白话文，看谁使用的字少。

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用了十二个字。

胡适给出的答案则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
学生们听了，无话可说。

胡适与白话文第一碑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史，胡适作为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领军人物，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学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充满亲和力的称呼，成为一个时代的佳话。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就是倡导并推动使用白话文。

白话文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被广泛应用的程度，是与胡适先生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

他不仅是白话文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推广使用的躬身实践者。

他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写文章的人，也是第一个尝试用白话文写诗的人，是新诗的开山鼻祖；同时他还是第一个用白话文作碑文的人。

这个白话文第一碑即“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至今依然屹立在塞外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内。

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率部在北平以北的怀柔牛栏山与日军的西义一师团进行了一场血战。

英勇善战的傅部以空前的大牺牲重创敌军，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后因《塘沽协定》草签，傅部被迫饮恨撤退。

五十九军退守绥远后，傅作义将军每念及阵亡将士，不胜感怀，于是在当年10月12日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修建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并派人备棺木将从怀柔战地寻回的将士遗骸运回，安葬于此。

1934年春，在公墓即将竣工之际，傅作义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蜚声中外的大学者胡适，请他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撰写碑文。

他在信中说：“我以最虔诚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怀请先生为牺牲在抗日战役的壮士们作一篇纪念碑文。

”傅作义在信中介绍了全军将士在怀柔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并称：“先生文章久已钦仰，如蒙惠撰，刻之与石，一定更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

”胡适接到来信，既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壮烈事迹所震撼，也为爱兵如子的傅将军的赤诚之心所感动，于是欣然命笔，用白话文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碑文，并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颇负盛名的钱玄同书丹。

对于此事，《胡适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廿三.五.五假期。

胡适与白话文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

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

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

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

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

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

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

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

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

胡适对白话文学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对新文学的成长投入了满腔热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积极开拓的元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家胡适先生。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关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很少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这既违背了史家不掩恶，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因此，我们应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对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适先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和文学主张方面。

早在1915年，二十四岁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当时与胡适一同去美国的青年，支持胡适的人寥寥无几，但胡适文学改革的意志异常坚定，可以说是义无反顾。

当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对他时，胡适写了一首诗进行反驳并自我鼓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

胡适在这首如同大白话的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这一主张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说，文学革命发轫于胡适一点都不夸张。

与此同时，胡适更不顾在美国留学的同仁们的反对，自己尝试着用白话作文写诗、写剧本。

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其诗歌写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诗集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

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给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

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诗、作文，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

胡适倡导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革命，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早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月又登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胡适在妓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矗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抄，“不作无病之呻吟弦、“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力、露不讲对仗”、材不避俗字俗语一，这些都是针对文言文而立足予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的。

胡适遮篇文章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而进步的设想，被陈独秀赞扬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

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

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

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

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1、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记得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 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

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 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

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

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连笔者在内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2、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

1923年夏天，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1、试谈胡适的文学观。

（50分）一、胡适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白清楚，讲求“可懂性”。

用大量俗言俚语，一扫旧诗词雕琢粉饰甚至晦涩难解的弊端。

第二、平实，冲淡的意境。

第三、托物寄兴。

借蝴蝶，鸽子等来表达新文学拓荒者执着的追求和时感欢欣，时感孤寂的情怀。

二、胡适与白话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白话文学有力得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而在白话文学中心化的过程中，推崇最卖力、倡导最坚定的是胡适。

对于白话文的倡导与鼓吹，胡适的确不是独一无二的开风气的大师。

但他是一个最有系统，出力最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领导人。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在二十世纪初叶，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观点激烈碰撞，自由争论成为一时风气，伴随先秦时代那股朝气勃勃、自由探究真理精神的复苏，胡适以“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享誉海内外，其形象至今光辉依旧。

胡适的中国文学观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为全面理解和宏观把握胡适的中国文学观，本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胡适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借助流变之方法，理清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分析胡适之中国文学观形成的历史环境的预备，在这两个大的前提下，再分析其主观思想之预备，以期避免在胡适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然后在近现代大的环境下，分析其文学观之核心概念：“白话”、“活文学”、进化论、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易普生主义等及其相关概念的具体使用方式。

在梳理各概念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对其文学观的理论构架，以避免目前单纯侧重其文学观形式的讨论，或偏向其理论基础的研究，还其文学观以本来面目。

最后，对胡适之中国文学观进行价值评判，提出：胡适在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借助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呈铺天盖地之势，由此形成的他的中国文学观，实乃当时中国之客观需要；胡适的文学观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不在于当时有多少人皈依其思想，有多少人反对其传播，而在于是否能够使更多的中国人改变其行文甚至思想方式，这才是胡适的中国文学观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意义所在。

从《白话文学史》看胡适的古文学史观李建松（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摘要：胡适是最早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他的《白话文学史》迎合了当时为“白话文学”正名的需求，他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先秦至唐宋的发展历程是民歌逐渐取代“庙堂的文学”而成为主流的过程，这是他用进化论观照文学得出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平民文学是用“当时”的白话来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它应当有助于“救济社会”、“补察时政”；文学形式的变化他认为是对文学的束缚，因而，他赞成宋人“做诗如说话”的主张，强调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这也显示出他的文学评价标准的狭隘与偏颇，忽视了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的这一写作功利性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但结合当时的时代，他的这一写作也确实有助于白话的主流化进程。

关键词：胡适平民文学做诗如说话偏颇功利色彩早在留学美国的时候，胡适就曾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就“文学革命”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无疑会使胡适对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主张进行反思、总结，并逐步加以完善、条理化。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只是提出“八事”，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明确地将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分别定性为“活文学”与“死文学”，并提出了创造新文学的“三步”，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试图用自己的眼光、理论来勾勒、构建一部从古至今的白话文学史，这一意图的最终实现便是他写出的《白话文学史》。

这种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发展主线的文学史叙述无疑迎合了当时文学革命倡导者所力图为白话文学“正名”（确立其“正宗”地位与“主流”地位）的需求，而这种内含有明确的功利性的写作无疑会反过来影响其叙述、评论的客观性，本文通过对《白话文学史》的分析、解读，对胡适的古文学史观做一个简要的考察。

在胡适看来，秦汉时期方言的多样化“做不到”“国语的统一”，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而“文言”远离百姓的实际生活，因而不易读懂，这就使得“古文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了”[1]。

胡适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典故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文言文和白话文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的典故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提出的“胡适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

这个典故源于1920年代早期，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推行白话文改革的激烈辩论。

胡适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日常交流和教育的语言，反对继续沿用庄重、复杂的文言文。

他在《古文观止后记》中写道：“吉甫著书者处处现见自己的童年，童心总因横蛇野兔为之寒栗，宁安露血，而欢快莫稽。

”意思是说现在的人们在读古文时总是沉浸在其中的童年回忆和乐趣之中，而不是因为文言文的庄重而感到愉快。

他也在《文章教育批评》中说：“文言文是我们祖宗用以忍受霸占国土的外族无道之辞令的工具，是近三百年来中国精神生活的坟墓。

”他认为，文言文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白话文应该成为新的语文形式。

胡适的观点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争议。

其中支持白话文改革的人认为，白话文可以更直接地表达思想，更方便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而反对改革的人则认为文言文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国文瑰宝，不能轻易抛弃。

白话文改革最终在中国大陆得到实施，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正式文字。

胡适对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与现代、国族与普世价值的思考。

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论述为白话文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胡适的白话诗01.《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02.《风在吹》
风在吹，雪在飞，
老鸦冒着风雪归。

飞不前，也要飞，
饿坏孩儿娘的罪。

03.《湖上》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04.《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05.《醉》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胡适白话文的故事说起胡适，那就必须要提到他和白话文的渊源了。

胡适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渡时期。

有一个“胡适的白话电报”的典故可以说明他在推广白话文方面的智慧。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胡适白话文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胡适白话文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授课。

在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他经常对白话文大加赞赏，鼓励自己的学生多用白话文交流和写作。

这引起了一些喜欢文言文的学生的不满。

有一次，当他在大力宣扬白话文的好处的时候，一个姓魏的学生忽然站起来气愤地对他说：胡先生，白话文难道就没有缺点吗?”胡适自然是回答没有。

不过这位学生并不服气，他说白话文废话太多，如果用白话文来打电报的话一定很费钱。

胡适忽然眼睛一亮，他说前几天有个朋友请他去政府工作，他没有去，于是便回了一封用白话文写的电报。

于是他就让学生写一封用文言文写的电报，看看是文言文省字还是把白话文省字。

在学生们都写完了电报之后，他从中挑选了一分字数最少的电报，这份电报一共用了十二个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而在展示完这份电报之后，胡适说自己的电报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这个“胡适的白话电报”的故事让我们充分领略了胡适先生的聪明才智和气概风度，不禁让我们对胡适先生钦佩有加。

胡适的经典语录首先是这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句话应该是他受自己留学美国时期的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影响而说出的话。

1919年，胡适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说时，首次提出了年轻人要注重假设和实证的说法。

他认为科学家最关注的就是假设，他们在观察事物之后，提出了几个假设。

然后把每一个假设的内在含义完全弄明白，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验证所观察到的事实。

这是胡适先生所认为的进行研究最科学的方法。

然后是这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这句话来自胡适送给学生的对联。

这两句话也可以说是胡适一生做学问和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