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傅里叶与欧文思想的政治伦理旨趣
一、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情境,都直接面对并接受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生存机制已然成型的事实,摒弃了先驱们对农业社会小国寡民的心驰神往,从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病时,依然把乌托邦政治建筑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基础上。萨尔沃指认:“从那时起,政治生活的中心已不再是田产广大的农村,而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劳动力,机器与工业制成品,已成为社会新现实的体现。为了避免冲突与骚乱,必须从这一新的现实出发。”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推进的产物。大工业革命为欧洲人带来了全新的生存体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化生产既创造了欧洲工厂的效率,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有产者阶层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也重新组织了社会交往方式,重构了整个欧洲人的生存模式。但当私人劳动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社会劳动之际,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却形成了日益尖锐的矛盾,“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而在个体生活愈来愈被组织到社会的、他人的生活建构中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面对着底层社会的贫困、堕落和被奴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强烈感受到了现代社会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对抗,意识到无产者解放的正义性所在。但他们也从大工业组织制度中想象到了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以至整个社会阶级间的大联合对于未来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尽管这种合作制度并非意味着以消灭私有制为根本内容,而只是平等、正义、普遍福利的需要。18、19世纪充满激进、反动、虚伪和捉摸不定的政治情境构造出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政治哲学的成长空间。文明社会信誓旦旦地要为全体公民们提供自由与平等之正义保障,并以此裹挟劳苦大众同富有公民们一道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然而,革命之后的政治既没有带来普遍福利,给劳苦大众以平等的财产权,使他们摆脱贫困和受压迫;也没有兑现普遍政治自由、权利平等的理性之诺。对于无产者而言,“任何一种政治变革都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使他们在政治上不满的原因”。③专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人民共和制、代议共和制、军事独裁制,都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奴役制和暴力恐怖。“民主政治比二者更可怕;马略和苏拉,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两个君主的血淋淋的人头,公敌名单和独裁专政,这一切已经铿然有声地宣告了民主政治的‘恐怖’。”④但当启蒙政治被宣告也是奴役、欺骗和幻想的时候,工人们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运动便从其中凸显出来。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是18世纪启蒙政治哲学的实践表达。恩格斯认为,“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⑤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⑥。18世纪启蒙运动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两大政治标尺:普遍福利原则与理性
(优良)制度原则。但是,历史理性却为他们各自所不同地理解着。在圣西门看来,好制度合乎时宜,是历史规律性产物。而对其他人来说,好制度是理性解蔽的结果,必将取代现存制度。好制度首先是合法的、和谐的、合作的,而且它应当保证工业社会生产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幸福。功利主义伦理学因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直接财富。马克思指出:“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⑦利益是“人”的原则,但只有结合了公共利益的个人利益才是道德和政治的现实起点或者基础,“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⑧。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伦理通道据此而得以开启。二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政治构想始终聚焦于政治正义、社会和谐与普遍幸福的人道主义政治伦理路向,表达出对为资本所割裂的社会进行道德的、政治的批判与反思。首先,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正义”的政治秩序。“正义”似乎是一切政治存废的现实理由。当旧制度被指控为丧失正义时,新制度取而代之则合乎时宜,顺乎民意,势在必行。恩格斯告诫法国共产主义者:“要向他们表明,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这样,他们才会站到你们一边。”⑨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正义概念有自己独特理解,并以此来构建关于乌托邦政治的道德合法性基础。1.分配正义与劳动的道德。彼时代最突出的矛盾显然是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造成了整个社会阶级间的种种不平衡和对抗,因而,分配公义被视为好制度的基础。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所有经济活动要素都应当是参与分配的依据,这才是“公平”的。因而,他们并不介意“资本”的分配权,而只是更强调劳动参与社会分配的平等权。依据他们的正义观,“公正的第一标志应该是保障人民随着社会进步而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⑩这样,在以劳动、贡献、才能、资本等经济要素为主要依据的分配体系中,他们要求提高生产劳动在利润分配中的比例。“劳动的收入至少应占利润的十二分之五,而且还可考虑把它的份额提高一些,即按这样的比例:劳动占六分之三,资本占六分之二,才能占六分之一。”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调整“资本”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但在“资本”的社会统治性地位下,凭什么能够保证劳动所应得的呢?傅里叶寄希望于和谐制度之下,人的博爱之心。圣西门认为,道德感力量将促成社会公正。欧文希望某些先知先觉者们能够促成社会立法和教育改革,以确立政治正义。显然,这些空洞的方案对于改变现实的资本剥削制度毫不济事。与分配正义相伴的是对“劳动”的道德认知。在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下,劳动阶级极端贫困和普遍的道德堕落,与虚伪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对此的批判中,“劳动”因而被纳入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认知范畴中。他们谴责不劳而获的剥削者:“道德家必须推动舆论谴责无所事事的财主,使他们名誉扫地”少数人靠剥削来满足一己的骄奢淫逸,维持不合理的旧制度,牺牲社会大多数人利益,制造出无知、贫困、疾病、冲突和犯罪等种种
灾难。在他们看来,劳动创造了财富,这是人类的普遍幸福和个人幸福的前提,也是社会道德实现的保证。“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最有益的劳动应当最受尊重。”因而,“人应当劳动”,“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必须把劳动者从现有的奴役性生活中解放出来,让生产阶级获得最大福利和权力,“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非平等的正义与统治权。“平等”诉求是正义的,但正义并非天然地包含平等(财产平等)。对于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让贫困阶级“能过最低限度的生活”或者说“为了使富人幸福,就必须让穷人们享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幸福。”这或高或低地符合于他们的正义标准,因而,即使在共产主义者欧文那里,财产公有制度也只是公社生活的产物,而不是现实改造的起点。沃尔金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欧文并不主张完全保留让工人享有‘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他让工人得到产品中‘公平合理的’份额,这样使企业主也能够取得一定的利润”,“在他(欧文)看来采用这种尺度(指劳动尺度),可以容许保存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实现这种非平等的“正义”并非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所在,但这或许反映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本性。因而,在对待资产阶级统治权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并不诉求革命颠覆,而只是寻求直接地和平改造,以平稳地实现无产阶级权利。虽然,他们也正确地指出了生产力增长与劳动者贫困的矛盾根源在于“主人掌握了权力和资本”,但他们却对劳动阶级的政治智力、能力和政治德性充满疑虑,故此寄希望于资本家、国王、政府或议会等统治阶层来组织社会改造,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通过“榜样”即合作社实验以效应天下,促动人们自愿组织和加入各种合作机构,以避免政治争斗和权力干涉。然而,在他们的“合作社会”中,精英们仍然被认为是最具管理能力的人民领袖,虽然“从道德、正义和良知方面来讲,只有劳动人民可以拥有政治权利”。而且,在确认了社员的普选权的同时,傅里叶提出享受这一权利也是需要“必须的资本”的。
3.和谐正义。我们看到,诉诸平等的正义并非空想社会主义最终旨趣,诉诸和谐的正义才是他们的根本目标。他们所谓的“和谐”,其所针对的时代病症有三:暴力政治、无产阶级运动、极端利己主义。由此,他们的“和谐”构想也就指向:和平、真理与正义、普遍利益。他们认定,社会不和谐是现行制度造成的,因而,“他们都努力从社会现实中推导出集体性质的替代解决方案。”但唯一真正可以实现他们方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为他们所担惊受怕、被坚决地否决。他们对“和谐”社会驱动力的探讨幼稚可笑:傅立叶把他所宣称的“情欲谢利叶”作为“和谐”的动力;欧文认为“向往”和“教育”是人们选择公社的动力;圣西门则把“团结感或结伙感”的宗教友爱精神视为社会协作内在力量。他们对自由竞争和极端利己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心怀忧虑。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残酷竞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