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阮籍与嵇康教学课件电子教案

论阮籍、嵇康的仕隐之心前言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两大领袖，是正始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文人，他们对当时及后世的思想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倾向都为历代学者所关注。

他们在对待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

阮、嵇这种心态的产生与他们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痕迹。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在前人著述中，很多人都认为阮籍、嵇康身上的儒家思想痕迹不是很明显。

但是作为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阮、嵇二人，在他们的言行和著作中其实都透露着儒家那种积极入世和顺从儒家秩序的思想。

虽说在魏晋之际儒家文化那种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但是根植于当时文人心中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被推翻，阮、嵇当然也没有例外。

先看阮籍，他出身于儒学之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受学于蔡邕。

有着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对他后来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就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⑴可见他早年是十分爱好儒家经典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孔子弟子中的以德行见称的颜回和闵子骞。

在《乐论》中，阮籍就称赞礼乐有着教化作用，强调要维护儒家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认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从这可以看出阮籍把礼乐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平天下的高度，具有一种浓烈的顺从儒家秩序的情怀。

阮籍是一个怀有济世之志的文人。

据《晋书•阮籍传》：“（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由此可以看出，阮籍不仅有济世之志，而且眼界很高，抱负甚大，我们来看其《咏怀诗•三十八》、《咏怀诗•三十九》：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

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阮籍和嵇康~~⽵林七贤阮籍和嵇康的诗⽂ 以上诸⼈的⽂学作品⼤致在汉末魏初，⼈们习惯称之为“建安⽂学”。

到三国后期，魏国⽂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较有名，⽂学史上所说的“正始⽂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

⼆⼈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只谈谈他们的⽂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

《⽂⼼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以遣论，阮籍使⽓以命诗”。

意思是说嵇康的⽂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势和风度。

阮籍遗留⾄今的⼋⼗⼆⾸五⾔《咏怀诗》，素称名作。

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了隐晦曲折的笔调。

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趾。

⼀⾝不⾃保，何况恋妻⼦。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诗还是⽐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中的苦闷、畏惧和⽆可奈何的情绪。

他这种⼼情，也是后代⽂⼈⼠⼤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们所喜爱。

⼜如： 驾⾔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梁王安在哉！ 战⼠⾷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吾有，朱宫⽣尘埃。

军败华阳下，⾝竟为⼟灰！ 这⾸诗借战国时魏国⾃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

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离⼼，由于曹叡不能引⽤品才兼优的⼤⾂，⽽托国于曹爽庸⼈，致为司马懿所啖⾷，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

⼜如： 昔年⼗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望所思。

丘墓蔽⼭冈，万代同⼀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噭噭今⾃嗤。

这诗说他⾃⼰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效⼒，⽽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亦有何益！不如⾛羡门⼦的求长⽣之路。

实际，这只是他⽆可奈何的⾃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①；刘勰说“阮旨遥深”②，“响逸⽽调远”①；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之内，情寄⼋荒之表”②。

嵇康和阮籍作者：李国文嵇康和阮籍(1)鲁迅先生认为，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

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骄视大将军司马昭，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阮籍敷衍了事，也许对俗人而言，觉得你不够意思，可对统治者来说，一个文人，做到不生事，不惹事，不找事，不犯事，当然要省心省力许多，于是，司马昭决定放他一马，由他自便。

这样，阮籍保住了首级，嵇康交出了脑袋。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浆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

阮籍为什么要“犯嘠”，嵇康为什么要“杠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将军要篡夺曹魏政权。

其实，阮籍和嵇康，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不过，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嵇康娶了长乐亭主，当过驸马，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

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魏，因之，这两位文人对执政的司马昭不开心，不买帐，不合作。

于是，这二位，阮籍老翻白眼，嵇康老梗脖子。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

可他们，是有头脑，有思想，有见解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视若罔闻。

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

太过份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

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箝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

太嚣张了，太过份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情绪。

阮籍与嵇康之比较文献标识码：A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

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不同选择魏明帝时，曹魏政治日坏，之后政权发生重大变化，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懿和他的儿子逐渐夺取了朝中大权。

这一时期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正一职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把持，成了他们培养自己势力的工具。

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仕途之路的扭曲，对那个时代的文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氏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以示笼络，一方面与其他氏族联姻，另一方面大肆杀戮异己。

士林也笼罩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血腥之中。

魏晋之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

黑暗的生存环境“使一部分较为正直而失意的士人从正统的立场上游离出来，转而从一种具有反叛色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著论立说和立身行事，嵇康阮籍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性人物”。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大统一的东汉帝国陷入分崩离析之势，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社会秩序也发生严重危机，重群体而轻个人的儒学思想因而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遂陷于哀微，道学、玄学又借机兴起。

故个体摆脱群体意识的束缚而崛起，借自然之名张扬个性，反对儒学及名教之风大盛。

文士经历了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反复无常，饱尝痛苦后开始渴望自由和永恒。

在乱世中人们急切地探索协调社会与个体矛盾冲突的方式。

司马氏政权大力宣扬以君臣、父子伦理为基础的名教，意在维护社会群体秩序，这与魏晋思想解放潮流和个性张扬之风针锋相对。

司马氏口口声声不离名教，实则是名教的亵渎者。

司马氏集团以“名教”的旗帜，蛊惑人心，欺骗士人，这就不能不使阮籍、嵇康以及其他正始诗人失望与愤慨。

正直的文人难以抵御强大的外部压力，就试图寻求精神上的超越。

阮籍和嵇康作为当时颇有名望的士人，他们都反对司马氏集团，极力否弃名教，把何晏和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转化为“越名教而任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