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美学
一、暴力美学的产生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在香港成熟（现在又有向美国转移的态势）的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1] 。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将暴力的动作场面仪式化。其特征表现为：创作者往往运用后现代手法，要么把影片中的枪战、打斗场面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玩笑；要么把它符号化，作为与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这类影片更注重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却忽视或弱化了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对“暴力美学”的界定由于所持话语立场和视角的不同而呈现出定义的种种差异。大体有三种言说方式：
一种说法，认为所谓“暴力美学”不过是就文本有暴力呈现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影视作品中的暴力现象“约定俗成”，在这一视域下才有“暴力电影”之说。“‘暴力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美学范畴，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才开始在学界流行起来，经过20 年的发展历程，暴力美学在电影中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含义。”［1］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沿用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郝建教授的观点，而且我们在近期的电影批评文章中发现，类似说法大多认同郝建的观点。郝建认为“‘暴力美学’是个新词，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才流行起来，最初似乎是香港的影评人在报刊的影评中使用的。延续至今，这个词有了
它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它主要是指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2］
另一种说法，认为所谓“暴力美学”是文艺作品对暴力进行“包装”“修饰”后的产物，凸显的是暴力的形式美，是文艺作品的“暴力叙事”，这是一种结构主义批评视角。近五年来有关电影“暴力美学”的评论文章多数都认同这一观点。事实上，这一观点基本上与郝建教授的思想一致。“它(暴力美学)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杀戮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美感发扬到美丽炫目的程度；有的时候，导演还故意用暴力、血腥的镜头或者情景来营造一种令人刺激难受的效果。最初，这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术语，而从形式感出发的批评术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暴力美学”不过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将暴力美化、风格化、游戏化，以供大众消费的“美学”。此种说法试图将“暴力美学”理论化，至少是把它视为一种“理论话语”、“学术术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即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的张蜀津的《论“暴力美学”的本质与美学意味》。他认为“暴力美学”从其艺术谱系看已然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美学形态”；“‘暴力美学’”专指肇始于希区柯克惊悚片中仪式化暴力场面和新好莱坞影片中暴力风格化的从萌芽到自觉，再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将暴力场面的形式美感和风格化程度发展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削弱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和意识形态功利色彩的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美学形态。在这里，‘暴力美学’不仅仅是指将暴力进行‘美化’，一切将暴力风格化的处理（这里将昆廷•塔伦蒂诺对暴力的高度写实也视为一种风格化处理）都可称为‘暴力美学’”。［3］
就像产生“暴力美学”的后工业社会的多元化特点一样，“暴力美学”也因不同国家（地区）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同时包含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的
多元化的风格样式和精神内涵。
二、产生和发展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听到“暴力美学”这个词汇。电影评论中，一批新锐导演的作品被认为与“暴力美学”相关，如美国的昆廷·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等。一些武侠电视剧，以及原本单纯可爱却被加入暴力内容的卡通画，被联系至“暴力美学”；一些新推出的电子游戏产品，也争先恐后以“暴力美学”作为卖点。一些新闻类作品，如犯罪实录电视采访、展示残酷场面的新闻摄影作品，也被贴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
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最初起源于美国，并在香港逐渐发展成熟。公认的代表人物当属吴宇森和徐克，他们的“英雄系列”和武打影片通过形式美感和风格化把暴力场面发挥得畅快淋漓，削弱了社会道德教化作用。至此，暴力美学开始成为一种成熟的、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电影美学形态。
吴宇森之后，世界影坛不断探索，掀起了“暴力美学”的热潮。然而，把“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真正诠释其内涵的要数美国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随着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话语理论的崛起，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所展现的内涵不断丰富，更加趋于多样化。
一些电影人更注重在影片中通过暴力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抨击，并不断反思，如北野武、金基德和马丁•西克西斯等。而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中暴力呈现戏谑性的后现代风格，用荒诞和黑色幽默引爆了一场“暴力美学”革命。
特别是近年来，“暴力”几乎成为电影投资商赖以赚取高票房的一个“卖点”，电影的创编者也煞费苦心在“暴力”上大做文章，以此衍化、制作富有强烈刺激性的“看点”，观众特别是处于青春躁动期的低龄观众对“暴力”电影也是趋之若鹜，进电影院感觉像进了游戏厅一样兴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力美学”在电影批评界也悄然兴起，构成一种批评现象。
张法等在《艺术学：五大焦点及其后面的概念问题》一文中认为：“‘暴力美学’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学术语汇。”［4］文章梳理了1997-2010 年间有关“暴力美学”研究的信息，确定了“暴力美学”在大陆批评界的缘起，认定“暴力美学”从1997年开始兴起，而作为电影创作现象则起自于1986年吴宇森的《英雄本色》。
“暴力美学”生成的文化语境和机制
任何一种文艺现象和理论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凭空出世。“暴力美学”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及其深层机制。所谓“暴力美学”，无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作为一种理论话语，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即它得以生成的场域和氛围。离开特定的场域“暴力美学”则是空穴来风、无根无由。
相关评论文章对“暴力美学”生成的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切入：一种是将其置于外部环境加以分析，认为“暴力美学”是后现代语境的产物，是消费文化环境的一种必然现象。另一种则是把“暴力美学”置于文化心理机制中加以分析，从文化心理、社会心理、审美心理等内在场域探讨其生成的内在因素。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如前文提及的《论“暴力美学”的本质与美学意味》、《后工业社会的媚俗艺术———论“暴力美学”电影盛行的时代原因》、《影视暴力的审美文化学分析》等等。评论文章在谈到“暴力美学”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时“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消费时代”等等成为其中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