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三国演义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词汇比对及研究

《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比较谭(脞录八篇)刘世德
【期刊名称】《明清小说研究》
【年(卷),期】2005()4
【摘要】·刘世德·摘要此文选录了校读《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时所写下的札记八篇,目的在于探讨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的优劣、先后等问题。

【总页数】11页(P55-65)
【关键词】《三国志演义》;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原文;改文;优劣;先后
【作者】刘世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13
【相关文献】
1.嘉靖壬午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底本新探 [J], 赵望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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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逢春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绣像考略--兼论小说史上的“叶逢春本现象” [J], 毛杰
4.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小字注的理论贡献 [J], 刘海燕
5.论《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前言 [J], 沈伯俊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三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系统：1.《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

包括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

2.《三国志传》系统。

包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年)余象斗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联辉堂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杨春元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和《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等。

3.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系统。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

作者在不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胆虚构,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

但由于作者"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人物描写不免失真,想象夸张亦显过分,致使作品中也有虚构得不够成功的地方。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经评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的情节结构事实上呈现出一种“绳状”的特点。

蜀、魏、吴三个国家以三条线交互发展,即不是并行,也不是简单的交叉,而呈“缠绕”状,无论是在大的情节结构单元方面,还是在小的情节单元方面,均是如此。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

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群雄逐鹿中原。

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权术，计谋，武力、人心的争斗，最终如卧龙诸葛亮所说，形成了天下三分，三足鼎立的局势：东汉后裔刘备所建的蜀、江东霸主孙权所建的吴和些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所建的魏。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古典长篇小说，取材范围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而其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

从这一成书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不是一人之作，而是全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采用浅近的文言，同时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成分，它通过语言艺术的审美愉悦，把读者带到历史重现的画卷中，带到历史文化的领悟中。

为此，它保持着述说历史的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语言带有特殊的史家气概和史笔风采。

明人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早就指出《三国演义》语言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有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这是因为它的成书经历了史家著述，讲史话本和文人创作的过程。

讲史话本的创作形式，使《三国演义》的语言更接近口语，而史传文学的著述，又为其语言的精炼奠定了基础。

从语言面貌上看，汉魏以后口语中新生的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都在书中有面广量大的反映；为了营造历史气氛，全书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言成分。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提供的材料在语言研究上所具有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从字频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的目前为止更是没有发现。

综合观察100余年来的有关文献，目前《三国演义》语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和需要发展的地方：首先，从我统计分析的文献资料看，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进行语言艺术研究的多，而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少。

其次，对《三国演义》的语言研究，目前尚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便是有一些系统研究，也缺少深度和完整性。

第三，对《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研究或语言学的研究，多数是描述式、例证式研究，缺少封闭式、数据库式的统计分析研究。

我们以后的研究，要突破以上诸多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让《三国演义》这一具有重要语料价值的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取得应有的进展和成就。

《三国演义》字频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为汉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基本资料，应为汉字应用及应用发展史的描写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三国演义》嘉靖本词汇比对及研究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三国演义》自成书以来，备受人们喜爱，历代藏书家和刻书家都对之青睐有加。

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认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后来的诸本皆源于此本。

嘉靖元年刊本亦称“罗本”、“嘉靖本”。

全书分为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共二百四十节,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这是公众认为最接近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原本。

叶逢春刊本是孤本，收藏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的图书馆。

全书分十卷，每卷二十四节，其中卷三、卷十已遗失，每半页叶正文上面有图像一幅。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是嘉靖年间的刊本，两者都没有记载刻印的具体年份，但各有序言。

嘉靖本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叶逢春本序言写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春天，为钟陵元峰子所写。

首卷端题“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书林苍溪叶逢春綵像”。

通过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词汇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版本间内容上、形式上的变化。

虽然都是嘉靖年间的本子，但其已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适应不同文化素养。

沈伯俊先生、刘世德先生等诸位学者对三国版本的研究都颇有见解。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本课题主要通过嘉靖本词汇的比对研究，探讨两个版本内容上形式上的不同之处以及研究其词汇上出现变化的原因，以更好的理解《三国演义》包涵的思想内容，追寻《三国演义》版本演变背后更深刻的原因。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版本间各词汇间现变化差异的原因，并以此为线索，研究其更深层次的有原因。

在叶逢春版中许多地名、人名等名词与嘉靖本都发生了变化，经过比对还可以发现许多词汇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发生该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词汇因为在抄写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故而两个版本出现差异，也有的是因为人们对一个词汇不同理解造成的。

三国演义论文样本三国演义论文样本就是为大家的关于三国演义的论文，请看下面：三国演义论文样本：三国演义研究论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绩最为显著的分支之一。

短短二十一年(1980—2000)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含论文集)大约100余部，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二十倍;发表研究文章1600余篇，相当于此前三十年的十倍多。

从总体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基本情况，可参见拙作《八十年代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一文(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如何把握《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里就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

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

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

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

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接受与反馈情况研究[摘要]《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颇为复杂，主要有统治阶级的娱乐欣赏和功利欣赏接受、士大夫的社会道德观和艺术审美接受、老百姓的娱乐欣赏和实用接受三种。

反馈情况亦因人而异，既有肯定反馈，亦有否定反馈，还有客观分析评价的辩证反馈。

[关键词]三国演义；明清时期；接受；反馈；研究[作者简介]黄晋，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恩普，，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24[中图分类号] 1207.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2)10 - 0094 - 06 文学传播学认为：文学受众不仅是文学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亦是传播者千方百计想接近的接受者和反馈者。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颇为复杂，主要分为三种。

并且，由于受众不同其反馈情况亦迥然不同，亦可分为三种。

一、接受情况《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受众涵括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文化素养颇高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老百姓。

由于传播受众的身份、价值观和文化素质等的差异，故接受情况亦各自不同。

兹以以下三种来论述：（一）统治阶级的娱乐欣赏和功利欣赏接受统治阶级对《三国演义》的喜爱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娱乐欣赏接受；二是功利欣赏接受。

尤其是功利欣赏接受才最为统治阶级所看重。

1．娱乐欣赏接受虽然明朝初期历代皇帝对通俗小说、戏曲等均采取了严格的禁毁政策，但是由于被《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所感染，所以明初期历代皇帝情不自禁地喜爱上了《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相关记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

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

神宗好览水浒传。

”明钱希言在《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中亦有类似记载：“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

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

叶逢春刊《三国志传》版本价值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就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而言,嘉靖元年刊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它是否是最接近罗贯中祖本面貌的版本,目前研究界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

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演义”与“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但对其先后关系,见解并不一致。

本文将以现存最早的建阳《三国志传》版本——叶逢春刊本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前人《三国志演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嘉靖元年本、汤宾尹本、刘龙田本及黄正甫本与其进行文本对读研究,从文字、段目、细节描写、人名、地名、时间、引用的诗词论赞及版画特征等方面入手,分析叶逢春本与嘉靖元年本在体制与内容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着重突出叶逢春本的版本特征及自身特色,探索后出建阳“志传”诸本与叶逢春本的关系,探讨叶逢春本在《三国志演义》版本中的地位问题和存在价值,并对《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梅新林韩伟表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

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

）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

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

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

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

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

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

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浅析《三国演义》版本传世发表时间：2012-01-13T13:46:38.860Z 来源：《学习方法报·语数教研周刊》2011年第23期供稿作者：兰新华[导读] 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四川广安花桥中学校兰新华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其流传与存世、传本与原作，相当一部分作品在有心人眼中都存在着疑虑和争论，《三国演义》就属这样。

一、残叶的时代《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为最早。

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

《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

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的人。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

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

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

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

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

第20卷第1期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0,No.1 2018年2月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F e b.2018收稿日期：2017-06-13作者简介：李昕洁(1987-)，女，河北唐山人，助理研究员，硕士。

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18.01.020《三国志玉玺传》研究综述李昕洁(郑州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08)摘要：郑州图书馆庋藏清乾隆间抄本《三国志玉玺传》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

1986年此书整理出版以来，已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学者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综合来看，对此书的成书时间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进行了总体考察；此外，对其语言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本文旨在梳理关于《三国志玉玺传》的研究，以期推动此项研究多层次全方位地不断发展。

关键词：《三国志玉玺传》；三国故事；郑州图书馆中图分类号：I 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 (2018)01-0069-03《三国志玉玺传》一书过去从未刻印过，只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赵景深所藏残本仅存5卷(卷3、4、5、6和11)[1]127-128。

郑州图书馆所藏弹词《三国志玉玺传》20卷本是此书传世的唯一足本。

50年代，郑州图书馆从苏州购得这部清乾隆年间的抄本，由童吉永、张万钧、周树德整理后，于1986年出版。

早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将这一足本出版之前，这部书就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2-3]，已有学者依据所见残本，称这部书记载了“较原始未经文人改动的三国故事”[1]128。

《三国志玉玺传》对三国小说的研究和弹词本身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此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的注意，据不完全统计，发表在各类图书、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已有20余篇。

【三国历史】《三国演义》书名演化初探《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书名非常复杂，通常分为“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两类。

所谓《三国志传》实际是《三国志史传》的简化，“志传”系列中叶逢春本的书名最混乱，产生原因很复杂。

《三国演义》原本书名是嘉靖元年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是叶逢春本的《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判断。

《三国演义》后期版本（“演义”系列的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志传”系列各种版本）的书名都分别受嘉靖元年本和叶逢春本书名的影响。

《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研究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方面，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认为《三国演义》版本演化过程比较简单，嘉靖元年本是最早、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

但近年来经国内外学者（如中国周强，澳大利亚柳存仁、马兰安、英国魏安，日本小川环树、西野贞治、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等）的研究，对其演化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有了很大进展。

现在一种观点认为：一些版本比嘉靖元年本出版年代晚的“志传本”的祖本，保留了比嘉靖元年本更早的内容，“志传本”的祖本可能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著。

但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原本。

目前对此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三国演义》版本演化是非常复杂的，分析《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的线索非常多，包括书名、则（段、节）目、分则、分卷、情节（关索、伍伯等）、小字注（“旧本”）、脱文、语言、数字、人名、地名、“论”、“赞”、“评”、周静轩诗等。

1、书名：《三国演义》有多种书名，而且许多版本中各卷的书名也不一致，主要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或《三国志史传》）。

通过详细分析《三国演义》的书名，希望能探讨《三国演义》书名的演化，以及探讨《三国演义》原本的书名。

但根据现有资料还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

2、序言：各种版本一般都有“序言”，这些序言也提供了一些分析《三国演义》版本的线索，很值得研究，。

3、题署：不同版本的作者题署不同，嘉靖元年本的作者题署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而叶逢春本等“志传”系列版本题署为“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题署？哪个题署更合理，更可能是作者自己的题署？目前也很难判断。

[《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三国演义研究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其中争论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

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

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

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

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

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

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

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

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

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

(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

(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

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

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

三国演义版本谈三国演义版本众多，在小说各种版本中，称之为冠，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明代嘉靖元年出版，是年代最早的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

二是三国演义故事广为流传，在中国百姓中影响巨大。

只不过，直到今天，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依然是没有完全搞清楚。

即使有《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欧阳健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石昌渝编），这两部较为专业的通俗小说工具书，也是有着瑕疵，存在有问题。

当然，欧阳健先生、石昌渝先生都是目前我国依然健在的通俗小说研究专家。

只不过，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目前依然存在有问题。

这让我想起来，刚刚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就在几天之前，在沧州参加国家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公私经典藏品论坛”会议上，与国内某图书馆付馆长，著名版画史研究专家的语言交流。

我们谈到了三国演义版画问题，馆长问我最早期的《三国演义》版本是哪个？我回答；“芥子园李渔刻本”。

馆长很肯定的说；“你这是清代中后期刻本。

”。

馆长如此直截了当，我也是一时语塞，不知怎么个样子来回答。

所以只好反问他“你说清初哪部三国演义是好的版本”？馆长回答；“两衡堂刻本”。

这样的回答，我是真的很无语。

忍不住说；“三国演义两衡堂刻本是谬传。

世上本没有两衡堂《三国演义》刻本。

”交流虽然还在进行，但我的直言不讳，也是让对方吃了一惊。

我总在想，当今社会，有关这样的文学版本交流，其时，仅仅就是大家找到版本真相，不存在其他的问题。

我性格如此，希望大家理解。

欧阳健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与石昌渝先生所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

可以很好的指导初入门小说收藏爱好者的学习。

在《三国演义》版本介绍中，基本相似。

都认为清初芥子园李渔刻本《三国演义》原刻本在日本。

国内有清初两衡堂刻本，与芥子园刻本同。

我在很久以来，也是一直认为，两衡堂刻本存在。

及至前两年，跟一书友聊三国版本，这位书友找来了所谓清初两衡堂刻本三国演义。

我是眼睛很尖的，一眼就看出，这是芥子园刻《三国演义》版本，无他。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

本文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重新思考，认为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关键词】传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年代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沈伯俊先生曾概括出五种意见，即“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及“成书于明中叶”说。

沈先生同时还指出，“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

并认为“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书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不少研究者也确实接受了“成书于明初”说，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就是如此。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所谓的“世纪课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重要，但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解决一个困惑已久的疑点，即为什么对于同样的材料，人们却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

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拟从传播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是否成立，还请方家赐正。

一人们都不否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是一个累积型的过程。

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有起点有终点。

起点是指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时间，终点则指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

在通常的情况下，起点与终点就是指该小说作者的创作时间。

又因为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便有了成书于元代中后期、元代后期及明初等观点。

但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累积型的小说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就拿创作的起点来说，认真推敲起来，人们对起点的含义实际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例如，所谓起点，究竟是指这部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还是指有关三国故事开始流传的时间？如果是指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那么是指的哪一种版本？持“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观点者所指的版本是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2）持其它观点者所指的版本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嘉靖元年的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