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
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
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不让你往外运了。
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
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
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
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
）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
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
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
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
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
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
（此处有笑声）。
（张大千去临摹。
国民政府按照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研究院，但那会国内战事不断，没心思没钱关注这边。
敦煌学真正热起来是建国后。
这几十年的事。
）王道士怎么发现的？一共有三条原始材料：第一条：《王道士荐疏》1944年，在王道士用过的木柜中发现的。
可能找人写的，他本人不识字。
这封“催款函”是王圆箓留下的惟一一件文字材料，名叫《催养经款草丹》，有学者又称之为《王道士荐疏》，现存于敦煌研究院。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
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
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
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
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
冀日复蒙天恩赐赐银壹万两。
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
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道士，还自称主持，哈哈；天炮响震，哈哈，哪来的天炮；对伯希和怪尊敬的，哈哈，请去。
太愚昧；电鉴，王道士搞完这个东西后在佛祖面前念一遍，希望能像发电报一样发过去，哈哈。
目的是得款。
第二条材料：《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鄂省羽流圆禄……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
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一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
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洪辩立”。
第三条材料：王道士的墓碑《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孔，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两种说法，没有定论：一，废弃说，斯坦因提出来的，神圣的，不能乱处理。
方广锠，敦煌学者，进一步阐释废弃说。
传统的“敬惜字纸”，里边还出了很多废纸片，废画像。
二，避难说，敌人要来了。
异教徒要来了。
伯希和提出来的。
他说西夏1035年占领敦煌时。
支持这一观点是荣新江。
敦煌学者。
三、敦煌文献的流散敦煌知县汪中翰向叶昌炽有责任，时任甘肃学政。
向甘肃领导汇报，甘肃负责人考虑到路途遥远，今天大客车还得跑两天呢？通知汪中翰封起来。
叶昌炽是有责任的。
他本人就是金石学家，《语石》就是金石学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别人不重视也就罢了，你叶昌炽还是个专家。
王道士时不时拿出来送给重要人物。
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
光绪33年（光绪26年发现），斯坦因来了。
是从商人那里得知的。
王道士初不相信斯坦，斯坦因中文也不行，请了一个中国师爷。
给马蹄银套近乎。
渐渐关系好了。
斯坦因骗他说是从印度来的，说这些经典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渐渐拿出一些卷子看。
后来，让其自己挑。
斯坦因不懂中文，画拿得多。
斯坦因挑了文书24箱，艺术品5大箱，拿走了，给了一些银子。
里面有全世界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
第二年，伯希和就来了。
也是跟着考察队。
精通汉语。
每天看一千卷。
担心哪天王道士不让看了。
数万卷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伯希和有几个原则，要有年代、大藏经以外的、非汉文的，五百两银子，六千余卷东西。
宣统元年，去受命到北京采购图书，把在敦煌淘到的宝贝给北京的朋友看。
罗振玉董康都来了。
告诉罗，那里还有很多东西，赶紧去弄。
1910年，即宣统二年，学部委托新疆巡（何彥升）抚将藏经洞剩下的经卷运送北京。
一路又丢了不少送人不少。
到北京后，何彥升儿子，他的亲家李盛铎，又挑了。
这样，数量不是少了嘛，于是就把一卷撕成两卷。
1912年，日本探险队来了，从王道士手中买了四百多卷。
1914，斯坦因第三次来，又买了五百多卷。
1914至1915俄国人奥登堡来了。
弄走的一万二千余件。
俄国人拿走的是藏经洞里巴掌大的纸片。
量很大。
俄国人拿走的都这玩意。
长卷也有，但不值钱。
藏经洞里大部分是佛经，而这些佛经在大藏经里基本都有。
从学术上讲不值钱。
纸片大多数是文书，如契约。
这些是哪都没有的史料，最珍贵。
藏经洞出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晚的那件东西是不是最重要啊，因为这牵扯到藏经洞是什么时候封存的。
最晚的那件就在俄国人的这批小纸片里。
1924美国人华尔纳来了，确实啥都没有了。
他可恶的地方是，他用胶布把敦煌壁画粘走了。
一小块一小块粘，编号，回去再复原。
还拿走了些塑像，花了七十两银子。
今人总结散布各地的敦煌遗书:英国最多,法国最精,俄国最杂,日本最隐最秘,中国最散最乱。
换种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这些人拿走，并很好的收藏，继续留在我国情况会怎样？藏于国图的敦煌遗书，陈垣曾编《敦煌劫余录》。
大史学家。
陈垣写书爱找陈寅恪写序。
陈寅恪不爱给他写，因为陈垣与中共合作了嘛。
陈寅恪跑到广州去，离中共越远越好。
没去台湾，也看不上国民党。
当年北京被共军包围，胡适陈寅恪都是被国民党飞机接出来的。
他曾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藏经洞发现，流失就这么一个过程。
四、敦煌遗书研究下来就是研究了，第一部《敦煌劫余录》六册。
目录书。
国图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王重（轻重的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四大馆藏地都有了。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非文书，非佛经的部分的四部要籍部分。
汉学界最关心的部分。
《敦煌学大辞典》最好的工具书。
五、敦煌文献的内容与价值1、宗教学文献最多，90%以上都是佛经。
另一个特征就是：重复最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800余件，《妙法莲华经》数百个写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重复最多。
历代大藏经都有，所以这些东西研究价值不高。
可贵的是，世间失传的部分，也就是大藏经以外的内容，192种。
这些是最重要的。
2、儒家经籍有周易王弼注，易陆德明释文，古文尚书、尚书陆德明释文，毛诗正义，毛诗诂训传，礼记，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
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注。
《论语》梁皇侃疏，我国已经亡佚，日本有传本，《四库全书》收入，清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流传遂广。
敦煌遗书中有《论语》皇侃单疏本（单疏即仅有疏文，正文不全。
解释哪段正文就录哪段。
）残卷，取校鲍本，颇有出入。
《八佾》有一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敦煌的皇侃疏与《论语》本义合。
敦煌的本子出来了，能解决一些问题。
3、史籍地志史书：史记，汉书，国语，晋书，三国志的残卷都有。
关于归义军的资料，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都督府地方志，我国最早的地方志。
被外国人拿走了。
还有《大唐西域记》残卷。
举例“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
”这部书研究西域印度的历史，太重要了。
下面有个校勘记：校记：“原本窣利作刹利，今从敦甲本（即S2659残卷）、石本（日本石山寺藏古写本）、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银泥经本）改。
向达云‘慧超《往五天竺传》罽宾国条云：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饮食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
’按罽宾即迦毕试，七世纪末始为突厥所灭，慧超云其国土人是胡，则《西域记》敦煌本及日本古本谓‘其王窣利种也’，作‘窣利’，不作‘刹利’，的有所本也。
按上文‘素叶城’条云‘自素叶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此处作‘窣利’是。
若作‘刹利’，乃印度四族姓之一‘刹帝利’之旧译，与此不侔矣，今正。
《慈恩传》亦误作‘刹利’。
”4、子部的书有孔了家语，说苑，刘子新论，六韬，列子。
举《列子》一例：敦煌发现残卷多件。
斯坦因774号，保存了《杨朱》十八行。
《杨朱》是列子中最重要的篇章。
里边不避讳“民”字，应是唐前写本。
这十八行与传世版本不同者有8处，其中一处关系重大。
因为这一处，传世本掉了十四个字。
敦煌本却有这十四个字。
是不是重要。
我们看传世本原文：“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列子》横私：任意据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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