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理论述评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要求，主张文学创作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形式上要通俗易懂，内容上要“直书其事”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此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歌理论针对中唐时期的社会矛盾而发起，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得以阐释。本文先简单的介绍白居易的生平，进而从诗歌的创作及功用的角度对白居易诗歌理论进行评述。体现白居易诗歌理论在今天的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思想内容；创作原则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所作的讽喻诗，在相当的广度上和深度上揭露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面的疾苦。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诗》、《采诗以补察时政》等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诗歌理论思想。这其中既讨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又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功用。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一、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创作既表现社会现实又表达个体思想。白居易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歌大量反映社会疾苦，这与其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白居易自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中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民生凋敝。政治上腐败加深，对老百姓的盘剥也加重了，整个社会日渐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文人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例如从边塞田园诗的写作转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文学创作，这其中的重要诗人就有白居易。
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父白季庚是明经出身，做过彭城县令等官职。白居易的母亲善良贤惠。这样的家庭环境让白居易从小就有了一个学习的良好氛围培养了白居易良好的学识修养。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由于藩镇动乱的影响、父亲任所的变动，辗转各地。这样的经历使白居易从小就感受了百姓的疾苦，为他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他从小聪明过人，想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刻苦攻读而通过宣州府的乡试、后又一举登进士第。
初入仕途的顺利，让白居易对自己的未来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抱负，产生了兼济天下的情怀。在与元稹相识备考的日子里，白居易思考时事写出了《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社会各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他们以相近的平易流畅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白诗派”。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但仍充任翰林学士并可草拟诏书。因为可以参与国家机要，陈述自己的见解，白居易显示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他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对一些负面现象也直言上谏。
这一时期白居易创作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诗歌创作进入一个重要时期。白居易和好友元稹等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创作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是值得称道的。这既是诗人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诗人兼济天下情怀的集中展现。
2．出任江州司马，人生转折
“唐代文士多有遭贬的经历，这对其仕途、生活、情感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贬谪期
间，他们悲歌哀吟，抒忧泄愤，抒发各种各样的感受，文学作品是生活和情感的产物。因此丰富多彩的贬谪生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57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所坚持的儒家思想。白居易的一生也因此分为前后两期，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对白居易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兼济天下”转为“独善其身”。结交的朋友中有了僧人和道人，诗歌也开始恬静恬淡。关心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讽喻诗少了。而侧重于表达个体感情的闲适诗与感伤诗多了。
在这之后，白居易也改任过别的官职。甚至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改任秘书监回到长安。但他还是选择了隐退，远离政治争斗。
二、“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本质论
关于诗歌本质，白居易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诗言志”说和“诗源情”说。而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2］423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诗歌创作发生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及人的感情具有相同共通性的心理规律上。
对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白居易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既重内容又看着形式，反对脱离内容流于形式的文学作品，对后人的创作及诗歌发展产生了导向作用。他的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策林•议文章》、《策林•采诗》、《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及诗作《采诗官》、《寄唐生》等作品中。这些理论集中表现了白居易四十四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积极进取坚持讽喻美刺的诗学思想。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果树，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比作“根”和“实”，把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情”和“义”，属于诗歌的内容方面，“言”和“声”属于诗歌的形式方面。“系于意，不系于文”。这体现了白居易对诗歌本质内容的见解，诗歌的根本是表现思想感情，反对脱离内容的唯美主义的形式追求。“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揭示。其过程是感于事，动于情，形于诗。整个创作过程以“情”为核心，诗不是对客观之事的简单描写而是对人的感情的抒发。“情”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对“诗言志”的传统观点做了继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作品的题材上，人批判梁陈时期“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
1．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
白居易坚持“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它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为政治时事服务，反对诗歌空有形式而无内容。“时”和“事”主要指国家的兴衰，朝政的得失，人民的疾苦等。为时为事而做不为文而作的创作原则，突出了诗歌创作的思想性，加强了诗歌与政治的联系。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对张籍的乐府诗进行了称赞。
联系唐诗的发展来看，这是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关心国计民生，表现社会政治内容诗歌的经验总结。在白居易之前，一些理论家谈到创作要反映现实之物。如陆机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70
多指自然之物。对比之下，白居易要求诗歌描写的“事”是指带有强权政治内容的事，特别是指能反映民声疾苦的事。超过了之前的诗歌理论水平。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文学创作思想。
2．创作方法上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在诗歌创作中，“情”是出发点，“义”是落脚点。白居易不仅理论上提倡，创作上也坚持这样做。内容与形式较好的结合，反对使用过于华丽的文辞而忽略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的是一种“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实录是就方法，而直笔更侧重作者的写作态度。白居易强调“直歌其事”，并不注重比兴。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客观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