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赏析
- 格式:doc
- 大小:34.23 KB
- 文档页数:7
《聊斋志异》赏析
一、关于作者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属)人。
蒲松龄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祖上虽然没有出过显赫人物,在当地却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衰微下来。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原是读书人,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弃儒经商。
蒲松龄童年时跟着父亲读书,由于勤奋和颖慧而深得父亲钟爱。他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颇受当时主持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文名颇高。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希梅家中读书时,“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蒲松龄《醒轩日课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间,他应做县令的友人邀请,先后到宝应和高邮做过幕宾。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远游。幕宾生活使他对于官场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回家乡后,长期在乡间作塾师。他设馆的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他不但研究经史、哲理和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农桑、医药等等也有很大的兴趣。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自19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逝世。
在清初,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惟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使他悲愤万分:“天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都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着热中功名的庸俗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刺史樾依书》)。他把满腔愤气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此书创作从他年轻时就开始了,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斋自志》,可知那时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书,“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这部小说集熔铸着蒲松龄一生的心血。蒲松龄的创作,还有通俗俚曲14种,计有《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快曲》《丑俊巴》《禳妒咒》《增补幸云曲》等。这些俚曲用了淄川地区的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不平,在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上与《聊斋志异》是相通的。蒲松龄的著作,小说和俚曲之外,还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和关于农业、医药的通俗读物《农桑经》《药祟书》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1986年版。作者路大荒)
二、思想容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所收作品将近500篇。故事的来源非常广泛,或者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或者是借鉴过去的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作者的虚构。虽然有些故事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因为加入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创作理念,所以能够旧瓶装新酒,传达出独特的意蕴。
《聊斋志异》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抒发公愤,刺贪刺虐
这是《聊斋志异》中很有思想价值的部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虐、豪强的横行霸道、民生的痛苦无奈,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比如《促织》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
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席方平》则通过席方平魂赴地下,历尽曲折,为父伸冤的故事,写出了官吏的贪赃枉法和人民的痛苦无奈,虽然写的是幽冥,其实是现实的反映;《公夏》写王子的门客、与督抚有故交的公夏,劝说一位太学生行冥贿、图阴官的荒诞故事,将现实社会中官场的肮脏交易做了讽刺性的揭露。
2.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蒲松龄19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应乡试不中,断绝了功名之路。他饱受考试的折磨,一次次名落山,沮丧、悲哀、愤懑不仅倾注于诗词里,也假谈鬼说狐发泄出来。如《素秋》《神女》等揭露科场的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颟顸无能,大都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尤其是《司文郎》,文笔幽默,讽刺更为尖刻。故事中,一位盲僧人能够凭嗅觉判别文章优劣,但他评价好的王生却名落山,于是他气愤地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是讽刺考官一窍不通。《贾奉雉》中又有一位异人,深知科举弊病,劝贾奉雉效法拙劣文章应试,说“帘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他教贾奉雉“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在科场中神差鬼使地写了出来,竟中了经魁。放榜后,贾奉雉再读其文,汗流浃背,感到这是“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这些幻设的讽刺,矛头仅指向科场考官,虽然还不够深刻,但也表达出像作者一样怀才不遇的文士的愤懑心情。
3.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
一类情节比较单纯者,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他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他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受雇于人,一年中只在年节假日返家小住几日,他曾在题为《家居》的诗里感慨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独自生活的寂寞,不免假想像自遣自慰,如他在独居毕氏宅第外花园时曾有诗云:“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石隐园》)《绿衣女》《香玉》等篇,不过是将这等自遣寂寞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
还有一些故事,狐鬼花妖的出现不只是让苦读的书生或做了馆师的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敬重、鼓励,事业上也获得上进,为之编织出种种理想的梦。蒲松龄曾写过一出小戏《闹馆》和俗曲《学究自嘲》,反映穷书生做乡村塾师的辛酸,其中自然有他个人的亲身感受。写河间徐生坐鬼馆的《爱奴》却是另一番景象:鬼馆东夫人礼遇厚待徐生,徐生为她“既从儿懒,又责儿工”大发脾气,她赶忙“遣婢过”,最后还将徐生喜爱的婢女相赠,“聊慰客馆寂寞”。篇末异史氏曰:“夫人教子,无异人世,而所以待师之厚也,不亦贤乎!”这正是一般做塾师的书生们跂予望之的。狐女凤仙将穷秀才赤水带到了家中,狐翁对女婿们“以贫富为爱憎”,凤仙以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为憾,留下一面镜子相激励。赤水“朝夕悬之,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篇末异史氏曰:“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凤仙》)这也只能是像作者一样困于场屋的书生的天真幻想。
(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1999年版)
4.关注社会风气和家庭伦理的作品
与上述几类故事不同,大约是由于立意在于劝诫,这类篇章多数是直写现实人生,少用幻化之笔,而且是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这样,当他讥刺社会、家庭中的负义、伪孝、弃妇种种失德现象的时候,笔锋是犀利的;而要为社会树立一种道德楷模的时候,如《诚》《曾有于》,以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调和家庭嫡庶兄弟关系为美德,虽然表现了淳风厚俗的愿望,但却失之迂阔。《珊瑚》《邵女》等篇中精心塑造的现实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