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
- 格式:doc
- 大小:25.50 KB
- 文档页数:3
中体西用论名词解释
中体西用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可以进行相互融合和交流,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如下: 中体: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
中体西用论认为,这些思想可以为西方的价值观提供指导,但不能完全取代西方的价值观。
西用:指西方的价值观,包括基督教、哲学、科学等。
西用论者认为,这些价值观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但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文化。
中体西用论主张通过相互融合和交流,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
它认为,只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相结合,才能实现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它有助于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除了哲学上的中体西用论,在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中体西用的实践。
例如,在文化领域,中国的古诗词、书法等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和启发。
在教育领域,中体西用论认为,应该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
在经济领域,中体西用论认为,应该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管理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
中体西用论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观点,有助于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尊重传统文化,吸收西方的优点,避免盲目崇拜和排斥,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体西用”论的来龙去脉社会学院091 施露 09161121 摘要:“中体西用”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简称。
“中体西用”论则是在近代社会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以坚船利炮侵略中国,震惊了中国的士大夫。
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提出来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师夷长技”为何物?用魏源的话来说,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大致与后来所说的“西用”同属于一个范围。
可见,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说正是“中体西用”的前身。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被迫采用了“自强之术”,而兴办“洋务”,如何处理和调整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
于是,“中体西用”论作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种文化选择便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人们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语,视为对“中体西用”论的最初表达。
其中虽然没有出现“体”、“用”等字眼,但已经包含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意义。
继冯桂芬之后,按着这个思路写文章、发表议论者不乏其人,使“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人们大都是以“中道西器”、“中体西末”、“中主西辅”来表述。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最早使用“中体西用”一词是沈毓佳。
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论的思想框架,到沈毓佳的完整提出,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历史。
1895年以后,“中体西用”成为流行的说法,成为各阶层的人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则。
地主阶级洋务派毫无疑问是“中体西用”论的鼓吹者。
张之洞为此专门写了《劝学篇》一书,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一方面借鉴西法,举办矿务、铁路、商务、学堂等近代事业,同时又强调“宗经”、“明纲”、“正权”、“教忠,强化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
近世文化争论(2):中体西用论相对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是近世有识之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更为核心的理论,兴起虽晚,影响却久,时至今日,余波犹存。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体西用”论已属烂题,研究成果之丰,解读范围之广,论述观点之杂,可谓无出其右。
小至只言片语,大到长篇累牍,但凡言及晚近,必谈“中体西用”。
因此,稍有智识之人,多少都能就此说道一二。
当然,文化比较与文化选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故而,“中体西用”论所反应不同阶段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内在层次和有机关联性、此论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价值都还需要对大众阅读者予以普及,以期能对今日中华文化复兴有所裨益。
如果说“西学中源”说还是带有经验性的观点,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涉及到了思辨性的哲学观念,因为“体用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体”和“用”的概念与欧洲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佛学中的“法性”与“法相”相类似,与之更为接近的中国文化词汇中又延伸出“本末”、“道器”等观念。
所以,史料中伴着“中体西用”出现的常常还有“中本西末”、“中道西器”这样同义的论调。
尽管国人一直在讲“体用”,但对其内涵却缺少准确的定义。
中国的文化特性大体如此:概念模糊,靠心领悟。
因此,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时,“体”和“用”的内涵外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描述中呈现出不断变换、百家争鸣的景象。
追本溯源,先来谈谈“中体西用”的最初形态。
有趣的是,“中体西用”四字明确见著于笔端文字并不在西学东渐之初,而是到了18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节点: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文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而与“中体西用”相应核心理念的提出则相对早了30多年,学界的普遍共识是1861年,林则徐的高徒冯桂芬在其《校颁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它突破了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
但“中体西用”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体”,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
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进步作用渐渐丧失,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
“华”者,中华也;“夷”者,西夷也。
“华”展示了国人对本土中原文化的认可与坚持。
“夷”代表的是国人对非中原文化的否认与轻视。
一、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
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
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
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
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
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
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
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
名词解释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是一种对诗歌创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论。
中体西用论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表现形式。
中体西用论的核心理念是“中体西用”,即通过学习西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借鉴其创作方法和结构模式,来提高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
这一理论观点最早由清代学者梁启超提出,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应该坚持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同时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自由和透明度。
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提倡以自然写实为基础,追求对内心情感的深刻表达,尊重自由创新的思维方式,注重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这一理论观点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新诗运动等提供了思想基础。
历史“中体西用”学生姓名授课日期教师姓名授课时长1小时1、洋务运动的背景。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B,为理解程度。
2、“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B,为理解程度。
3、“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上海会考无要求。
上海高考要求为B,为理解程度。
一、背景两次鸦片战争后,来华西人不断增多,中外交往不断扩大,西学再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
面对中西交汇的千古编剧,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保持中国固有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采西学,制洋器,以求自强。
【拓展】西方近代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精神变革到制度的变革,最后才是器物的变革,而中国则正相反。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列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林、魏也好,洋务派也好,都是受制于这一历史条件而提出类似“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的思想。
二、人物与思想1.冯桂芬最早阐发“中体西用”思想的是冯桂芬。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最早提出。
2.李鸿章、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也曾表达过类似见解。
3.张之洞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
【拓展】“中体”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西用”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
【拓展】“中体西用”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是密切关联的。
洋务运动期间,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西方知识通过洋务派和地方自办的学校、翻译机构、出版机构传入中国。
这些新知识逐渐冲击了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
“中体西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拓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同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家。
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洋务派只学习器物的做法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
他们认为应当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废除八股取士,推行现代教育体制。
同时他们的维新思想又是不成体系的,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论中体西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摆脱这种困局,维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此时的洋务派应运而生。
一场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接踵而至。
其中洋务派人士提出的“中体西用”观念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顾名思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体”,即根本的意思。
“用”,即具体的措施。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思想反应了维护清朝统治集团的官员积极营救清政府的想法。
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想法在思维方式上是正确的,此后各级官员运用西学的策略也是为摆脱当时困局所必须做的。
中体西用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虽然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中体西用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的积极影响。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曾国藩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从70年代开始,李鸿章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左宗棠在此间办兰州制造局、办兰州织呢局、创办福州船政局;张之洞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体西用期间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在政治方面,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中西文化中体西用论的解释一、引言体西用论是一种研究和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论,主要关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适应、接纳和运用西方文化元素,以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从定义、历史背景、理论核心、应用案例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详细解释。
二、定义体西用论(Transculturation)是由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于194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该概念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并非简单地互相影响或借鉴,而是通过相互吸收和运用彼此的元素,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三、历史背景体西用论的提出与拉丁美洲地区殖民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在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地区遭受了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强烈文化冲击。
然而,拉丁美洲人民并非完全接受或被动接受西方文化,他们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和对本土文化的坚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将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称为体西用论。
四、理论核心体西用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交流和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和运用彼此的元素,形成新的混合文化。
体西用论强调了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平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也要拥抱其他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元素。
体西用论还强调了跨文化交流不是单向度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也并非绝对。
在体西用论中,不同文化之间既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特色,又可以积极吸收现代科技、艺术等方面的成果。
这种综合性和多元性使得体西用论成为一种较为全面而灵活的文化交流理论。
五、应用案例体西用论的理论框架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音乐、文学、饮食等。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案例:1.音乐:拉丁爵士乐(Latin Jazz)是体西用论在音乐领域的典型应用。
它将拉丁美洲的传统音乐元素与美国爵士乐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而富有活力的音乐风格。
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体西用论是一种思想流派,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应对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
在许多领域,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提供了有价值的理念和方法,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首先,中体西用论强调“中体”,即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和认同。
它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哲学、道德、审美和价值观。
中华文化注重和谐、平衡与和平,并倡导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观念。
中体西用论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精神支持和精神力量。
它强调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中体西用论提倡“西用”,即通过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实践和实用,强调观察、实验和推理来揭示客观规律。
中体西用论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
通过学习和运用西方科学,我们可以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拓宽思维方式,创新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
在中体西用论的视野中,中体和西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互补的。
中体的传统文化可以为西用提供文化背景和情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西方科学。
西用则可以在中体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发展,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体西用论明确了思想的开放性和综合性,强调了文化的自觉性与自信心。
以建筑为例,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对于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注重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与统一,追求宜人宜与的空间布局和形式美感。
中体西用论认为,可以从传统建筑中汲取灵感,如传统建筑的对称性、轴线布局和材料运用等,以丰富和提升现代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功能性。
同时,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和技术,如绿色建筑概念、高效能建筑设计和智能化技术等,来改善建筑的能耗、环境质量和人居条件。
通过中体西用论的名词解释,我们可以探讨如何在建筑领域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打造更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建筑。
中西哲学与东方思维方式的比较引言中西哲学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在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以及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本文将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着重探讨中西哲学中体现出来的不同思维方式。
一、中西哲学的基本概念1. 中西哲学的定义•中哲: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儒家、道家、墨家等。
•西哲:指欧洲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
2. 中西哲学的特点•中哲: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人伦关系和道德修养。
•西哲:强调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追求普遍真理和个体自由。
二、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1. 形而上与形而下•中哲:形而上,强调整体性和宇宙观念,追求天人合一。
•西哲:形而下,强调分析性和个体意识,追求理性思维。
2. 实用主义与理论主义•中哲:实用主义,注重实践经验和应用价值,强调道德伦理。
•西哲:理论主义,注重逻辑推理和理论体系,强调科学方法。
3.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哲:集体主义,强调社会整体和人伦关系,追求和谐共处。
•西哲:个人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保障,追求个人发展。
4.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中哲:相对真理,认为真理是多元的、相对的,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
•西哲:绝对真理,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普遍适用的,并可以通过推导获得。
三、中西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1. 教育领域•中哲: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伦关系意识,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师生关系。
•西哲: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科学方法,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2. 政治领域•中哲:强调社会整体和谐发展,注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西哲: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保障,注重民主制度和法治建设。
3. 经济领域•中哲: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倡导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西哲:注重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
结论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以及价值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
中哲强调整体性、实用主义、集体主义和相对真理;而西哲则强调分析性、理论主义、个人主义和绝对真理。
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看法刘浚昌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一、“中体西用”形成的社会基础“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这一思想产生的主要基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笼罩在一种传统与守旧的氛围当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主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这些矛盾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式,有选择的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用的部分为其统治服务,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资本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战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同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乘机传入中国,这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触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可能。
这就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
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鸦片战争第一次冲击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理智的眼光来“开眼看世界”。
由于他们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并且大多数也都是封建科举考试出身,他们希望在传统主流儒学不受到很大摧残的前提下,将西方文化中有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部分引进来。
这就是“中体西用”产生的文化思想基础二、“中体西用”的形成与内涵解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网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既免迂陋无讥,又杜离经畔道之弊。
”!"同时,张之洞也对“中学”和“西学”都做了明确的界定。
“体用不二”抑或“中体西用”1. 引言1.1 什么是“体用不二”“体用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指的是体与用不可分割,相互依存。
体即形式、结构、外在表面,用即功用、功能、内在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实践与理论的一体化,注重形式与功能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均衡、统一的思维方式。
而“体用不二”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的重要设计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表达。
在现代社会中,“体用不二”也被引申为一种设计理念,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而是被广泛运用于建筑、产品设计、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
这种理念强调事物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追求形式美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体用不二”也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念,提倡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也要注重内心精神的满足,追求身心的平衡和和谐发展。
【2000字】1.2 什么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指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西方文化的优秀之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它强调在传承中华文化的也要开放包容地接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与发展。
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发展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融入全球文化交流中,展现出对世界的开放与包容。
2. 正文2.1 “体用不二”的含义及特点“体用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美学的重要原则之一。
它强调形式与功用的统一,即在创作中形式和用途不能分离,两者必须达到一个统一的境界。
在实践中,创作者要在追求美感的同时保持实用性,不能只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实用性,也不能只追求实用性,而牺牲美感。
这一理念强调对美和功用的平衡,追求作品既美观又实用。
特点方面,“体用不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和生活哲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这一理念在不同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如建筑、绘画、工艺等,为这些领域注入了独特的审美特色。
“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该文化模式萌芽于经世派的“师夷长技”说,其最初框架表现在冯桂芬的《校豳庐抗议》一书中。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形成文化思潮且演变为政治实践活动。
其全称最早出自一八九六年四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般地认为最早明确阐述这一概念的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今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
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概括和阐发,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顶点体现。
中体西用文化观孕育的早期维新思潮又超越了中体西用自身,并且限定了“中体”的内涵,促使中体西用逐渐发生实质性的流变。
维新改良时期,中体西用不入时代的主流,其落伍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守旧文化模式。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为首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又起逆流,麇集在中体西用的麾下,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时代精神相悖离。
最终,中体西用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风暴中被彻底荡涤出局。
中体西用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
这次再兴的经世之学冲破了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桎梏。
突破了规避现实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学风,主张究心时务以经世匡济天下为己任,愤然针砭时弊、呼吁变法。
所属之事多为国内的漕运、盐政、治水、农事、治边、救灾、理财、吏治等当务之急。
这种面对现实、提倡解放思想、呼吁变法革新的学风和务实精神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扬弃封建的守旧文化、创造新时代文化模式以及迎接社会巨变和突然遭遇的西方文化作了思想上、文化上、人才上的必要准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文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为了调和地主阶级顽固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的总结了自己的洋务时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
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
“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
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明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要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坚持宽猛相济、刚柔结合;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
“中体西用”就是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它是在清王朝遭受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内容是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来自强求富。
办洋务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以培养洋务人才。
编制近代海陆军以巩固国防。
但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有如下四个原因: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洋务运动是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
“中体西用”论
[摘要]“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和行动准则维护了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专制统治,也有利于冲破封建阻力,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务派师夷长技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该文化模式萌芽于经世派的“师夷长技”说,其最初框架表现在冯桂芬的《校豳庐抗议》一书中。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形成文化思潮且演变为政治实践活动。
其全称最早出自一八九六年四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般地认为最早明确阐述这一概念的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今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
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概括和阐发,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顶点体现。
中体西用文化观孕育的早期维新思潮又超越了中体西用自身,并且限定了“中体”的内涵,促使中体西用逐渐发生实质性的流变。
维新改良时期,中体西用不入时代的主流,其落伍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守旧文化模式。
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为首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又起逆流,麇集在中体西用的麾下,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时代精神相悖离。
最终,中体西用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风暴中被彻底荡涤出局。
中体西用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
这次再兴的经世之学冲破了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桎梏。
突破了规避现实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学风,主张究心时务以经世匡济天下为己任,愤然针砭时弊、呼吁变法。
所属之事多为国内的漕运、盐政、治水、农事、治边、救灾、理财、吏治等当务之急。
这种面对现实、提倡解放思想、呼吁变法革新的学风和务实精神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扬弃封建的守旧文化、创造新时代文化模式以及迎接社会巨变和突然遭遇的西方文化作了思想上、文化上、人才上的必要准备。
鸦片战争以后,经世派中一部分最敏锐的人物诸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适时地把着眼点转向对中国与外国关系问题的研究。
“睁眼看世界”,为抵御侵略、振兴中华民族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文化构想。
在大清几乎举国上下、尤其封建顽固派均以为西人乃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中国为天朝上国,诸方面远远优越和先进于西方,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一通有无”。
妄自尊大,自欺欺人。
惟独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勇敢地正视现实,克服“严夷夏大防”和“重道义轻功利”等守旧文化观念的束缚,承认“夷人”在军事技术及有关的工业方面优越于中国。
夷有长技,而且师夷,可谓石破天惊。
我很难想象在那样
陈腐的文化氛围中,林则徐等人在四面楚歌的热嘲冷讽中含辛茹苦、忍蹂负重的愤世心情和艰难处境,但我每每更钦佩这些先哲们追求真理、义无返顾的豪迈气度和爱国忧世的民族魂。
“师夷长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过渡、追求文明的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也为中体西用思潮的形成和走向社会实践活动奠定基础,是为中体西用的萌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继承并发展了“师夷长技”而形成中体西用的文化观。
冯桂芬在《校豳庐抗议》中作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论式,成为此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基本模式即中体西用的蓝本。
中体西用就此产生。
它是清政府内部开明的封建官僚(洋务派)为维护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及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为“剿贼”和“御夷”而被迫采取的应对方略。
无论从洋务运动开场的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反常态,从以往的“轻夷”“鄙夷”转变为“惧夷”、“媚夷”、“款夷”。
屈服于外国侵略者,成立讨好适应侵略、奴役需要的半殖民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善后事宜”,并与“夷人”当时已改称“洋人”联络“通好”“约共伐魏”,以“制贼”为目标。
),还是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乃至最终效果看,洋务派的“制夷”、“御夷”远不能与林则徐等人的“制夷”、“御夷”同日而语。
其“制夷”、“御夷”几成空谈,实质只是保持现状,以不使洋人进一步侵略主权,从而勉强维持洋人卵翼下的小朝廷的统治罢了。
所以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模式就有软骨综合症的味道,这也注定了其暗淡不详的结局。
当然洋务派大大充实和发展了中体西用的内容: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培养精通西学之才以“自强”到七十年代懂得“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贫为弱因、富为强本”而学习西方的经济模式、振兴工商、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实行经济制度改革以“求富”。
中体西用内涵的不断发展也体现着洋务派对于西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和顽固派对西学的恶意攻击。
中体西用的实质是借西方近代物质文化成果(被视为“用”“器”“末”)以确保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伦理信念(被视为“体”“道”“本”)。
不过洋务派其中体西用模式意图并不在于着重说明西学离不开中体,而是着重论述中体离不开西用,即中体西用意在西用。
另外洋务派之所以借助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来抬高中学之位,其意也在于减少由于重视西用而招致的来自顽固派的巨大压力。
当然采取中体西用模式更重要的还在于洋务派自身相对守旧的价值观念和其对西学的认识不足。
其毕竟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士,本质上与西学是绝对不会真正通融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洋务派旨在提倡西学的一种新的文化建构,反对守旧排外、故步自封、提倡文化革新、试图沟通中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中国贫弱症结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西方富强原因的思考,中体西用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当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即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如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认识到西洋之国不只有“末”,也有“本”而要求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的时候,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际作用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原本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的理由,这时却逐渐成为妨碍学习西学的羁绊。
钟天纬主张学习西方就要学习西方“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
郑观应主张改变洋务运动以来对于西学“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偏颇,将西学的“体”和“用”一并实施于中国,而其表述方式是把西学之体也归并于“用”的范畴,就是说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连西体也括进去的程度。
那么中学为体的内涵大大缩小了,中体只剩下传统的理学化了的儒学名教。
这样,一个要求在中国仿照西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新的文化建构正在孕育成形。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良派最终宣告了洋务派的以中体西用模式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的终结。
他们发动了借助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改造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思想运动,也真正揭开了中国全面地大规模地学习资本主义文化的大幕。
虽然康、梁的新学仍然挂着中体西用的招牌,但那只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用其充当护身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