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改革实践回顾
经济转型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经济改革理念的调整和创新。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 经济改革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经济改革理念归根结底在于“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权衡与决策。对于此，我们回顾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改革实践，两种经济改革理念可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在 1989 年，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阻力重重，国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以期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和方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系统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共识性主张和措施。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图景，并且提出了若干旗帜鲜明的经济改革措施。如: ①在货币政策领域，提高利率市场自由度，采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②在财政政策领域，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推行税率改革，并将政府的财政支出转移至经济效益较高或是民生基础建设领域。③在贸易政策领域，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削弱“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互惠阻力。④在产业政策领域，通过立法强化私人产权的保护，限制政府的经济管制，并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进程。上述建设性经济改革措施被记录在《华盛顿共识》之中，并集中反映了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下所达成的协作态度和自救方案。作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宣言”，“华盛顿共识”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理念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后华盛顿共识”(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时至 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 1998 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 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 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 Gordon Brown) 在2009 年伦敦 G20 金融峰会上所言: “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第三，“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 。2004 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 Joshua Cooper) 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主权。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 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 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