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姓名：邓欣学号：0930******* 任课教师：陈金华
摘要：10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
为何到了近代就如此落后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今年，与世长辞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类似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不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的确，仅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的14位得主来看，11位是建国前培养的。
就此，我结合我的调查报告，从大学的体制、教师、学生三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关键词:素质教育专业细分严师出高徒独立学习能力质疑权威
正文：今年，98岁高龄的一代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与世长辞。
钱老一辈子
心忧祖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多次提到我国现在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教育是兴国之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育开展地科不科学，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
可惜的是，邓小平曾遗憾地指出，教育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败。
我认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以及钱学森之问的解释都是：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像世界超一流大学的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
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制作了一份调查表，并对比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展开一些分析，下面我就几点谈谈我的想法。
首先是大学体制方面。
教育改革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不要死读书。
诚然，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我的调查表明，仅有18%的同学认为中国素质教育是比较成功的。
他们大多认为，空喊素质教育口号，政策上却不变，这是不能让同学们按决策者的想法做的。
在我周围，很多同学选修课不听，抱着一本高学分的数学书或英语书在啃，我问他们，他们便这说是舍小取大，低学分的不用听，及格就行。
更可怕的是有人用体育课来泡图书馆。
我心想，这样即便绩点高居榜首，也是不能成为杰出人才的。
教育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贯彻科学育人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学生培育成一个完整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任何知识都有其潜在价值，任何技能手艺也是如此。
诺贝尔获奖者就没有几个是一心只为绩点的，他们往往思维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培养多种兴趣。
如爱因斯坦与小提琴的不解之缘，纳什擅长各种体育活动。
要知道，创新思维往往就是从艺术的形象思维中来。
杨振宁曾指出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在科研工作中才能有思维跨越性，实现创新。
在建国前，我国的大学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建国后由于教育经验不足，故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将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
有的学院可以分出4到5个系。
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法不利于培养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而仅仅是培养一些一般人才罢了。
中国现在不缺少一般人才，但很缺少能带领一群一般人才的杰出人才。
而杰出人才作为领头羊，必须要博学。
25%的同学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专业细分能加大知识深度，并举了古代一些例子。
但是在如今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之下，要成为大师往往需要各方面都懂一点，这样在搞研究时思路才会开
阔，遇到问题时总能进入一片新天地。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就常去听化学、生物的讲座。
仅仅懂得一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无法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尽可能多的吸收各方面知识绝对有利于一个学生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全面教育。
这一点复旦大学做得较好，通识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无论啥专业都要求学习六大模块课程。
可是，中国大多数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高校行政气息越来越浓，学校领导人的学术代表形象逐渐隐退。
加州大学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务，就是把好教授请进来并且让他们长期留下来。
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求、招募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长期留下来做研究。
校园是社会为数不多的净土，想培养拔尖人才必须是学校笼在学习氛围中，而不是行政气息。
教授除了搞科研还要带学生，实现教学相长。
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教师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今天的很多大学里，本应作为主体的教学实际上成了叨陪末座的角色。
而且，行政人员与教授应该统一标准，才不会挫伤教师积极性。
我舅舅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务长，他告诉我说，那里同一级别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实行双重标准，一个副教授要升教授，除了教学工作量以外，还必须有科研成果的杠子、还必须有教书育人的成果，还必须通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打分等等，但对于一个副处长升任处长，主要是上面的态度和本人的要求而已。
其次我再谈谈老师方面。
本来是“严师出高徒”，这是自古已然的。
可现在，许多老师似乎用“大学是没人管的”口号来麻痹自己，对学生的管理很松。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清华大学1928到1937年期间，每年学生淘汰率达27.1%，理学院甚至达到69.8%，但成绩却是斐然：仅仅是物理学院的71位本科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科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我叔外公的一个外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物理学博士。
他告诉我那里的教授都是很严厉的。
一份实验报告要规规矩矩，平均都要20多面；在实验室做实验想伪造数据投机取巧的一定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理论作业大多是设计题，需要自己查资料解决，想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的同学一定会被扣很多分。
据报道，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生教授被引进中国后，无法理解中国高校的低教学标准，竟在3年后返美。
将这两种与当今高校的“松师时代”对比，曾经的“严师时代”一去不再了。
我的调查表明，有25%的学生更喜欢宽松的老师。
其实并非宽松本身不好，而是现在很多地方教师不该送的也松了。
去年就有一名中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学期都未布置过作业，而遭到停职处理。
由于评分标准与学术要求由授课教师自己决定，部分教师有意放宽要求，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制造校园表面的“和谐”。
而这其实助长了学生的不正心里，导致每当学期开始，不少同学四处打听各任课老师查到情况、给分好不好等，调查显示竟有25%的学生用给分情况来评价一位老师。
学生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尽管现在许多高校内有一些学习讨论小组，强调自学能力。
可参与学生太少，没形成一种氛围。
有时还是被动参与，讨论时不太积极。
我表哥说，在康奈尔大学有相当多的讨论课，有时教授根本不讲课，让学生提问，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解答。
他说刚去时还不太喜欢这种形式，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形式能很好的激发大家的思维，很多问题在讨论时不但得到解答，还可以得到深化，效率是极高的。
表哥还说，大多教授很欢迎你去与他争论，但不太喜欢你缠着他问他一些课堂内问题，尤其是一些习题，他会让你自己解决。
对比我国教育，尤其在大学前教育，我们极其鼓励学生多问，反复的问被看做好
1数据来自《文汇报》2009年307期刊
学的代表。
诚然，“学问”当然要问，但我们不能盲目地问，问之前我们自己应充分思考，查阅资料，一段时间之后仍无法解决再去请教老师。
我以前总认为这样会降低学习效率，浪费时间，后来才明白花掉的时间换来的是思考能力的进步，是大大值得的，这样才能提高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同为高中毕业，我国的学生要优于国外；可大学一读完，我国就落后了，原因就在于大学里更注重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教育的本质。
国外学生从小注意这方面，父母都教育孩子独立，进入大学他们自然就有优势了。
另外，没有谁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跻身大师行列的。
往往还需要数年的奋斗。
钱学森当然也是这样的。
有些学生在大学里由于尚有绩点的动力，仍努力学习，成绩斐然，可是独立研究或参加工作时，便丧失了学习的动力。
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
我们要推进终身教育，这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终生学习已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冰冻三尺分一日之寒，培养杰出人才必是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我就师师、师生关系谈谈看法。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里很多教师都是互相钦佩而又互相竞争，比如胡适蔡元培关于红楼梦问题撰文驳论。
这就像讨论课一样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要求。
总体来讲现在高校教师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远不及民国北大时的那种“兼容并包一切思想”氛围，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一群教授围着桌子讨论千年业等不到到一个拍桌子的人，只能听见定时的掌声。
我觉得这是民国时期产生了那么多大师的原因之一。
钱学森指出，在加州大学老师之间经常在一起辩论，互相启发，也互相竞争，又绝不保守。
老师常常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成果，甚至同一时间开讲座来竞争。
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与医学界关于大量服用维C的争辩。
另外就是师生关系。
学生对老师的确是尊敬的，可是大多数却不敢或者说不会质疑老师，即便有，也是很浅层次的。
任何学术权威都有错误，我们学习他的理论，若能出挑出其不足之处，说明我们已经透彻理解其精髓。
何况真正有学问的教授是欢迎你指出他的不足的。
在国外大学，教授让学生代替自己讲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而自己在下听讲的例子并不在少，学术讨论时人人平等，表哥回忆说教授在听博士生甚至是研究生科学报告时都是很认真的，不明白的就问，没什么面子问题。
但在我国学生这方面意识不强，一位复旦化学系的研究生学长告诉我说，在研究生阶段学生质疑导师都不多，有怀疑一旦被导师否定后，绝大多数便不再坚持，更何况本科生啊？的确，我们就这一点应从教师入手，让老师者主动地启发学生，也可实现教学相长。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校已抛出“中学校长联名制”新的录取方式，党和国家也很重视。
我所做的思考尽管不深，但却是现实中亟待改进的地方。
与牺牲环境资源相比，教育一旦被牺牲，是更难弥补的。
科学发展观已指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相信它必将引领我们在教育改革的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
参考文献：1《钱学森书信选》钱学森书信编写组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
2《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陈志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可持续发展与教育》中华教育网2009年
4《文汇报》上海发行2009年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