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文学翻译之难
摘要：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文学翻译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的译介，这就决定了它同其他文字产品的翻译不同，绝非是一种机械的文字移植。自古以来就有人将译事之难比喻为“带着脚镣的舞蹈”，那么文学翻译到底难在哪里？本文将从原作风格的传达、求真与求美的兼顾以及灵感与悟性的闪现三个方面来探讨文学翻译之难。
关键词：文学翻译原作风格艺术意境
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季羡林曾说过：“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可见翻译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之大。而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今世界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更是越来越重大。
一、文学翻译概念及标准的界定
说到文学翻译，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文学翻译，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我国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是这样的：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字产品的翻译，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也绝非机械的文字移植，用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许钧的话来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使翻译作品本身成为文学作品，不但要译出意似，还要译出意美。”
那么，什么样的译作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译作呢？这就牵涉到了翻译标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准确，“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字古雅。后来一般就把“信达雅”当做翻译标准。在使用白话文的今天，“雅”字就不再局限于古雅的原意，而是指注重修辞的意味了。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译》中说：“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从“摹写其神情”“心悟神解”等字眼可以看出在马氏心中，翻译离不开“神”的运作，达致“心悟神解”才算得上“善译”。后来傅雷将“神”与“形”这一相依相济的矛盾引入译学，并用自己的翻译经验予以标举阐发。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他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向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从而明确提出了“神似”之说。后来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又提出了“化境”之说。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从要求与难度上来讲“化境”比“神似”更近一步，更深一层，它要求的几乎是译作的尽善尽美。
从以上翻译标准可以看出，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之说，还是钱钟书主张的“化境”，都说明好的译文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而且要艺术地再现原文的美与神韵。但要做到两者兼顾，绝非易事。常有翻译家感叹道“一名之立，岁月踌躇”，精辟的一句可谓道尽了文学翻译的甘苦。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文学翻译之难。
二、文学翻译之难的体现
（一）原作风格的传达
首先，文学翻译难就难在原作风格（即文体）的如实传达上。风格一词几乎无所不包，从大的方面讲，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等；从小的方面讲，作家笔下选择的一个音节，一个词，都无不标志着风格的特征。总之，风格体现在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各要素之中，体现出不同作家所追求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对于作品风格，我国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在《文体的翻译与翻译的文体》一文中曾提到：“在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要素中，语言风格或文体是最难形成并且最难改变的，它是作家的胎记和身份证。”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也曾说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可见谈文学翻译，原作风格的传达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再现了原文的风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则无异于断其生命之源。
在原作风格的再现问题上，译者的个性和创造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既然作者的文字风格是通过词语的选择、句子的组合结构以及修辞手段等表现出来的，那么译者在领悟原作风格的基础上，自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再现原文的风格。这样一来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人气质、文字功底、行文习惯，便自觉不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从而形成了译者的风格，打上了译者的个性印记。可以说，译者风格是不可避免的。在译者风格问题上，国内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译者应以再现作者
风格为己任，应该克服个性，避免形成译者的风格；另一种则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艺术角度上应该有所创造，译文应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这两种观点对立的实质可以说是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应在何种限度之内去发挥
自己的创造性。我国一代翻译巨匠傅雷曾强调“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是不完
全等同于创造的，译者发挥创造的余地是有限度的，译者的创造应以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和风貌为基础。傅雷还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于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再现原文风格的困难与
艰辛。在这里他也为我们指明了文学翻译的方向，那就是要尽量缩短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差距，尽可能求得两者的协调与和谐。
（二）“求真”与“求美”的兼顾
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人幽默地比喻道：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言外之意，理想的译文应该既忠实又漂亮。这里所说的“忠实”可以说与文学翻译中的“求真”原则是相对应的，“漂亮”则与“求美”原
则相对应。而无数翻译实践证明，要做到“求真”与“求美”的兼顾是十分困难的。
在翻译史上，有些译者为了保证忠实，在翻译方法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