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思想简史》一、希腊by J·M·凯利王笑红/译作为起点的希腊希腊在文明史上居于特殊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希腊的文学形式和视觉艺术达到了后世视为经典的、作为卓越之永恒标准的高度。
而且，也因为希腊人是欧洲最初开始认识世界的民族，在希腊，反思性的思考和辩论成为有教养之士的习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思考和辩论是训练，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是其职业。
希腊人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对物理世界和宇宙的观察，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在这方面已先于希腊人而行之。
但是，希腊人的认识扩展到了人类自身、人在事物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人类社会的特质以及规制人类社会之最佳途径。
其他古代民族中有祭司和先知，他们的训诫或诗意的观察包括了关乎人类本性和道德的箴言；比如，犹太人《旧约》中的许多内容就可归入此类。
与此相似，其他但凡有法律的民族必定有能力理解法律的功能，以及怎样才能使这一理性最好地服务于其特定目的；从美索布达米亚的文明中可以推断出这一点，在其废墟中挖掘了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800年）和艾希奴那（Eshnuna）法律（比汉谟拉比法典还要早200年）。
这一时期比希腊文明的鼎盛期还要早1500年。
然而，只有在希腊民族，对人类与法律、正义之关系的客观探讨才演变为有教养之士的活动，并得以书面记载，从此成为了绵延不绝的欧洲传统的一部分，因此，要谈西方的反思性法理学或欧洲的法律思想，务必要从希腊开始。
<center><b>比较年代学</b></center>如果我们如大多历史学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认同的那样，认为古希腊时代以伯里克利之死为开端，以亚历山大大帝和亚里士多德之死为终结（约公元前420-320年），并从希腊人的视角观察欧洲的其余部分，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罗马，另一个起源于欧洲的伟大民族，彼时尚未登上历史舞台。
在伯里克利时代，罗马还不过是平静的台伯河口的一个较大的市镇，罗马人是意大利半岛的国家之一，语言属于意大利语系（罗马人把那一地区称为拉丁姆，即拉丁）。
尽管罗马在那时就已受到希腊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部分由北方强大而神秘的伊特鲁里亚文明所促成，部分直接来源于希腊诸城邦与罗马南部的毗邻。
希腊对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远在公元前8世纪即宣告开始。
直到今天，一些城镇的名字，例如那不勒斯、巴勒莫、塔兰托和叙拉古，仍可作为当时征服的明证。
但是，那时罗马的力量仅仅及于其内陆地区，其面积甚至比今天的爱尔兰最小的郡还要小得多；罗马自与迦太基的战争之后开始了其帝国征服的道路，但对海外地区的征服还是100余年之后的事情。
事实上，公元前420年，那些居住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人比希腊人更有可能晓得罗马的存在。
希腊人最初注意到罗马似乎是在公元前387年，此时高卢的凯尔特人攻入了罗马城，并大肆进行洗劫。
当此之时，罗马并没有在希腊大陆掀起任何轩然大波。
直到100年后，希腊的伊庇鲁斯王皮拉士进攻意大利南部，被罗马人打败。
由于欧洲的版图向西、向北延伸，在这个时期的希腊人眼中，罗马人多少不过是个尚未开化的民族，居住于蛮荒之地（barbarian，即barbaroi，估计这个词是模仿了外人的笨拙发音而产生的）。
希腊人对居住在今天的俄国南部的斯基台人有粗略了解；他们也大概地知道凯尔特人是没有稳定的政治边界以及制度的一族。
当时，这些凯尔特人的居住地（根据现代考古学）横贯中欧，从黑海直到爱尔兰。
而古希腊的版图西部和北部为地中海海岸所限制；希腊人的领土差不多终止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海域。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作的年代恰好在我们所限定的时段之前，他谈到了多瑙河、比利牛斯山和内陆的凯尔特，但没有提到爱尔兰和不列颠。
埃拉托斯特尼是我们所限定的时段之后100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尽管他提到了爱尔兰和不列颠（他依据的或许是贸易链末尾环节的商人提供的信息），但对它们并未作任何介绍。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的年代完全是希腊，甚至罗马（在远为不完满的意义上）的历史时期，此时爱尔兰还没有踏上历史的舞台；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研究表明，在那个时期，凯尔特人向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移民已经开始，但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250年后凯尔特人才开始向爱尔兰大规模移民。
于是，历史走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古代雅典文明的正午阳光，罗马共和国的依稀晨曦以及爱尔兰为时短暂的暗夜（唯一打破这这暗夜的是费尔·伯格（Fir Bulg）和图尔萨·德·达南（Tuaha Dé Danann）的英雄传说）同时呈现在历史的天空下。
<center><b>古希腊的政治结构</b></center>在我们所关注的整个历史时期，希腊人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希腊国家。
在公元前7-4世纪，希腊人使用的是一、两种希腊方言。
他们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亲和性辩识其共享的希腊民族性。
希腊人散布于希腊大陆、爱琴岛、东部的小亚细亚群岛、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法国及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利比亚、埃及、黑海，这些希腊人居住在数百个“城邦”之中。
其中之一的雅典，以现代标准来看亦具相当规模，但这些城邦差别很大，有的城邦小到几乎不大于现代世界的一个较大村庄以及区区一块腹地。
这些城邦本质上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短暂的关系和地区的优势或会使一个城邦臣服于另一个城邦，这种臣服的外在表现是进贡金钱、船只，缔结强迫的军事联盟，或者，在城邦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达成有利于占优势地位一方的决议；但是这些条件，甚至在多个城邦共同臣服于强大的雅典城邦，以致于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雅典“帝国”的时候，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其他城邦独立主体资格的湮灭，它们在理论上仍然是自治的，亦即，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选择自己的政策。
相应地，当我们谈到希腊文学和希腊法律（也许被谈得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所指与罗马文学和罗马法律这样的语词包含的概念远远不同。
希腊文学和诗歌有强烈的语言差别，而罗马创设了自己的语言，即拉丁文作为意大利半岛和他们统治下的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
与此相似，罗马法意味着多少是统一的领主国家精心制定出来的法律，而“希腊法律”则是一个不那么严密的表述，指的是希腊语言和文化之下的居民定居的众多政治单位制定的诸多法典和规则。
我们可以识别出反映诸城邦法律制度之间宽泛家族相似性的某些特征，但统一的希腊法律制度从未存在于古典时代，因为从未存在过一个一统的希腊国家。
在对希腊文明所作的一切研究中，对雅典的关注总占大部分的分量，雅典往往被视为希腊的同义语。
这是因为，一直到她因在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利而迅速衰落以前，在希腊的数百个城邦中，其他城邦在人口、实力、影响、财富、艺术、文学诸方面都只能望雅典之项背。
无论如何，在于我们的主题而言重要的领域，她的衰落并不明显；因为雅典修辞学上的伟大人物，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利西阿斯、伊索克拉底、爱瑟斯以及哲学上的伟大人物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皆属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战争结束不久后被处以死刑。
希腊哲学的幼年时期大半在伊奥尼亚（希腊人对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称呼，即今天的土耳其）度过；但是，正如那些伟大人物已经表明的那样，它的成熟是在雅典。
公元前5世纪，也是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及欧里庇得斯）、喜剧（阿里斯托芬）、以及历史学（修昔底德）和雕刻艺术的成熟时刻。
由于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雅典向我们贡献了卓越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对雅典城邦的生活、政治以及法律生活有较之其他城邦更多的了解（与希腊为敌的斯巴达与希腊非常不同，它的文化崇尚武力，它是庸俗而没有自己的文学的）。
然而，若就此认为雅典的宪法和法律规则反映在其他城邦的相似规则中则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上文提到反映希腊城邦之间的法律总体上存在着家族相似性，但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有宽泛的差异，从君主制、僭主政治（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是位于西西里的城邦）、寡头政治到民主制，许多地方频频通过革命从一种制度切换到另一种，就像它们的语言一样多变；尽管我们对希腊城邦的法律制度的了解极不完整，但这种差异性也应在法律制度上有所投映。
<center><b>关于希腊法律和法学理论的资料</b></center>我们不能在希腊的法律文本中找到有关希腊法律历史的材料；在诸多知识领域极尽丰饶的希腊人，从未创造出实践性的法律科学，——这一贡献是由罗马法学家最初给出的。
事实上，堪称为希腊法学著述之物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写过，甚至在雅典也没有迹象表明那里开展过法学教育。
规制希腊人生活的法律存在于别处；最好的资料莫过于刻在石头和青铜器上的法典或制定法的残骸断片，考古学家已经在希腊各地区发现了一些。
其中的大多数是不能确认的碎片，只有大约公元前450年左右的克里特的哥尔琴法典，既宏大又得以保存完好。
研究者也必须尽可能地寻找其他证据，主要是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寻找：例如，我们从公元前四世纪的演说家的演讲中可以对雅典的法律有相当的了解，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哲学家乃至戏剧家的著作也提供了有用的材料。
关于后者的著作，在希腊化的埃及发现的古代文献（papyri，一种记录在纸草上的文献）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
然而，若说我们能够对希腊最初的法律生活有所认识的话，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篇是我们唯一的依凭。
与实际法律相区别的法学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希腊不存在有着明确法律导向的哲学分支；对诸如城邦的起源和地位、法律义务的渊源和法律与更高或更为基本的标准的关系这一类的问题，希腊没有专门探讨它们的著作和理论。
的确，许多文献记录了希腊对这些问题的观念，希腊的观念是后世以更为明确和有序的方式所进行的研究的最初萌芽；但是，这些观念藏身于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许多文学作品对法理学的历史作出了无意识的贡献；而希腊语中根本没有与法理学对应的语词（正如希腊语中没有与作为抽象观念存在的“法律”对应的语词一样）。
因而，历史学家们在写作那段历史的最初章节时，哲学著作是他们能够依赖的当然首要但并非唯一的文献，他们也应注意当时的诗歌和戏剧。
<center><b>古希腊的法律和正义观念</b></center>希腊早期最完整的作品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是特洛伊战争）和《奥德塞》（叙述了希腊人奥德塞返乡途中的奇遇）；这两部长篇叙事诗大约写作于公元前9-8世纪间，这种书面写作标志着史诗口口相传的悠久传统的终结。
一个不争的观点是：它们反映的是大约公元前14-12世纪，即“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代的希腊社会。
此时的古希腊社会已经有“城邦”，每个城邦都有包括国王、长老议会和人民的政治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