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战

中西文化的冲突第一篇：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从价值观念、传统习俗到思维方式，都有区别。

一、失败的交际某留学生初到美国，不久被朋友请去参加一个party，他准时到达，但却发现许多人都姗姗来迟，穿得也很随便。

在聚会上，有几种饮料和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菜。

聚会上熟人很少，好不容易见到了朋友马克，于是与他攀谈起来，谈了大约十来分钟，马克说他要和另一个朋友去恋恋，就走开了，这位留学生非常失望。

聚会的主人把他介绍给一两个人，然后就再也不管他了。

两个钟头以后，他借故离开，回到家，他还是很饿，不得不煮些方便面嘱。

他决心以后再也不去参加这类聚会了。

(可附外教在中国之二三事)二、习俗的差异有一年，荷兰有位贵宾到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直，在门口迎接她，她看到这些感觉很不舒服。

接着参观幼儿园的教室，进去后。

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背着手，面部表情十分严肃。

她很快结束了参观。

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说这是这次访问感到最不舒服的事，下着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端正地坐着，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那才像幼儿园。

我想幼儿园的老师，为了做到秩序井然，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认为这才是有礼貌的文明表现。

而就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美国教师和学生在教室里站立和坐着的姿势显然与我国师生不同。

我们参观他们的小学，常常觉得学生在课堂上太随便、缺乏纪律，东倒西歪，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老师管教不严。

英美人参观我们的学校，又会认为中国教师对学生管得太死，学生没有什么自由。

这里既牵涉到教育思想，又与文化背景有关。

我们强调集体、纪律、合作，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发展自我。

在大学的课堂上，美国教师有时候坐在讲桌边上与学生一起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合体统，但美国教师的想法是在课堂上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的气氛。

中西文化论战是由1915年《新青年》创立而开始的一场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论战。

它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中西文化的冲击以及爱国人士要求从思想方面改变中国固有之传统的争论，却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代表性阶段。

这场论战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的觉醒和发展。

首先，论战经历了由认知单一走向多面评价的阶段。

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站在东方固有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边。

但由今天来看，二者都没有全面地为当时文化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

故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有人提出了“中西调和论”，不能仅认为这种想法是中立的，此论具有了客观，公正的意义。

它既避免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认识不全面，也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文化传统。

其二，论战随战争的发展而起伏变化。

但随此更为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

甚至有许多人产生了向东方文明靠拢，寻求东方文明解救的想法。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西文化论战的焦点已不仅限于文学文化，而是深入到了国家制度，进入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传统之下所诞生的文化互相探索，融合，交流的阶段。

也是近代史思想上的一次碰撞。

最后，中西文化论战虽没有定论。

但却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落之时的思想主张，也告诉了我们无论何时，因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产生的思想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可以引起社会改变的途径，这场文化论战本源于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其结果却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开化，思想的解放和诸多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碰撞，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争鸣的高峰。

一言陈之——文化的碰撞，融合，变革，争论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影响之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新文化的主张者们如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主张全盘西化。

梁启超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

近世文化争论（2）：中体西用论相对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是近世有识之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更为核心的理论，兴起虽晚，影响却久，时至今日，余波犹存。

从学术角度而言，“中体西用”论已属烂题，研究成果之丰，解读范围之广，论述观点之杂，可谓无出其右。

小至只言片语，大到长篇累牍，但凡言及晚近，必谈“中体西用”。

因此，稍有智识之人，多少都能就此说道一二。

当然，文化比较与文化选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

故而，“中体西用”论所反应不同阶段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内在层次和有机关联性、此论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价值都还需要对大众阅读者予以普及，以期能对今日中华文化复兴有所裨益。

如果说“西学中源”说还是带有经验性的观点，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涉及到了思辨性的哲学观念，因为“体用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体”和“用”的概念与欧洲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佛学中的“法性”与“法相”相类似，与之更为接近的中国文化词汇中又延伸出“本末”、“道器”等观念。

所以，史料中伴着“中体西用”出现的常常还有“中本西末”、“中道西器”这样同义的论调。

尽管国人一直在讲“体用”，但对其内涵却缺少准确的定义。

中国的文化特性大体如此：概念模糊，靠心领悟。

因此，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时，“体”和“用”的内涵外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描述中呈现出不断变换、百家争鸣的景象。

追本溯源，先来谈谈“中体西用”的最初形态。

有趣的是，“中体西用”四字明确见著于笔端文字并不在西学东渐之初，而是到了18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节点：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文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而与“中体西用”相应核心理念的提出则相对早了30多年，学界的普遍共识是1861年，林则徐的高徒冯桂芬在其《校颁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

袁伟时：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

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

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

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

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

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

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

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

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

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

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

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

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

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浅论近代中西文化之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的拓展，西方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东方的各个国家，东方国家的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从古代就有，但引发反思是在近代以后。

于是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近代中国遂成为中西文化之争的战场。

文化间的冲突，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里，绝不仅限于纯文化的性质，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矛盾，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蓬勃向上的外部世界的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再现。

中西文化之争因此是伴随着中国的民族振兴之途而同步发展的。

由于各时代具备的条件和人们思维发展程度的不同，大致说来，近代中西文化之争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调和期，批判期和融合期。

鸦片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失败，这是中西文化的互相调和期。

太平天国运动是西方的基督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这说明在传统文化即将崩溃的中国，西学蕴含的巨大的变革力量正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历史上中西文化结合的第一次尝试，但毫无疑问，这个不成熟的农民阶级造就的不成熟的体系必然会走向失败。

下层阶级运动的失败，必然导致上层阶级的反思，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派极力主张“中体西用”以达到自强求富，然而，由于洋务派和守旧派对西学的不完整的认识，加上新兴的不完整的西学与传统的中体的结合，必然导致矛盾，这不仅无法缓和中西文化的矛盾，还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不平衡。

甲午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就意味着中西文化的结合尝试在实践上宣告了失敗。

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接着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以中学为形式，以西学为内容的“托古改制”似乎是找到了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维新派将向西方学习的层面、深度和广度都从原有的器物层面提高到制度层面，对中学，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认识和反省也比前人深刻。

但是由于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也最终宣告失败。

但在这个时代，由于前面学习西方的成果在不断地被积累，学习西方文化、科技也好，政治思想也罢，涌现了一批像严复一样比之前的洋务派、维新派对西方文化了解更深刻的人，他们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对中西之学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民权、自由、平等学说以及进化论等，从而扩大了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是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次论战的发生，既是当时民族危机和专制政策双重刺激和诱导下的产物，又是五四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命题讨论的延伸和继续。

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围绕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的演进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对于何为中国文化、何为中国本位、何为文化自觉、文化是否可分、文化需不需要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中，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互相辩驳，一时间颇显出异彩纷呈的争鸣场面，虽然最终未达成学理共识，但双方互相汲取对方的合理之处，从而也使这场论战出现了相近、相通、相同的趋势。

这场论战在思想领域高扬了民族主义，丰富了现代化观念，提出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文化建设意见。

经过这次论战，学者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需性，以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研究在三十年代出现了高潮。

不但如此，这次文化论战在文化政策层面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国统区，它提升了国民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初步酝酿了国民党的文化建设原则及纲领。

这次论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直接参与文化论战的陈石泉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大会经审议批准了此项议案。

此后国民党以此为蓝本，充分吸收了论战的讨论成果，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文化政策。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论战，但这次论战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为其形成树立了可资借鉴批判的参照体系。

三十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化理论方面的历史进步，使这场论战孕育了新时代的诸多因子；而其反动的政治趋向，保守的文化立场，又让其滞留着旧时期的种种恶习。

这种性质的双重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历史功效。

一方面，它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防抗战精神建设之准备，同时推动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向融合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了些许的有价值的思考。

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近世以来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无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长盛不衰。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及近世，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带动之下，短短几百年，同样创造了辉煌绚丽的西方工艺文明。

随着西学东渐之势渐起，西学对中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与诱发，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调整和更新。

当然，这一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自不待言，而其中所衍生出的中西文化论争则对今日国人文化观念的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文化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近代国人在这种文化论争的此消彼长中，经历了艰难迷茫的心理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乐观地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复兴乃至重新光耀世界的契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些论争的历史过程，以为国人反求诸己，继往开来。

今天先来了解一下“西学中源”说。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但“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倡言“中学西源”，如利玛窦就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并认为儒释道的某些教义实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的变种。

而与利玛窦并称于世的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则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积极吸取西学，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渴求“中西会通”。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会通态度并未让绝大部分士人信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渐而滋生出士人们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天朝上国，声威远被。

因此，与传教士“中学西源”说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士人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西学在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眼里成了“剽袭中国之余绪”、“皆圣人之所已言”。

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文化论战陈独秀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

探讨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确评价陈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

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文化观。

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一、对东西方文化的辨析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做出了贡献，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区别异质。

1915年9月，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将东西方文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加以区别，在当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此，才有对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这很像黑格尔写《小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都是矛盾分析法，从浑沌中找出差别，一切矛盾由此展开。

不同的是，黑格尔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分析的是东方文化。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东西方文化与新旧对立联系一起思考，新派内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赞同的如汪叔潜（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1卷6号。

），反对的如张煊（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1919年5月3期。

）、常燕生（注：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1926年8月9日。

），基本倾向是接受了陈独秀的观点：东方文化是旧，西方文化是新，认识新旧关系即认清了东西方文化关系。

（二）剖析模式。

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同时存在而又不属于同一时代（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时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思想冲击与对抗中西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

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交流从未停止。

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思想冲击与对抗。

本文将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思想冲击和对抗进行探讨。

一、思想冲击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开始碰撞和对抗。

首先，价值观的冲突。

西方文化中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价值观迥异于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家庭主义。

例如，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经常强调自由和人权，在家庭中也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性；而在中国社会中，家庭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人们更愿意为家庭付出，牺牲个人的利益。

其次，信仰和宗教的对抗。

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非常大，而中国文化中则主要是儒家文化、道教和佛教。

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中西方文化之间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冲突和分歧。

另外，文化习惯的纷争也不可避免。

例如，中西方在对待礼仪、风俗、饮食和娱乐等方面的差异很大。

西方人喜欢通过用餐、聚会等活动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中国人则更注重礼仪和传统文化，如茶道、糖果、红包等。

二、思想对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随着文化的传播，中西方社会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对抗。

例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很多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的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

这些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弹和冲突。

为了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政府不断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鼓励人们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色。

而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和挑战。

例如，西方社会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和误解，例如传统的龙舟节和中秋节被认为是中国民间营销策略的一种，而不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产物。

三、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思想冲突和对抗如何处理？尽管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冲突和对抗，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精髓。

因此，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应该采取开放、平等和包容的态度。

通过良好的沟通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想，获得互相尊重和平等共处的机会。

中西文化冲突：鸦片战争对中华文化的破坏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它的发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该战争始于1840年，前后历时14年。

西方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和贸易需求，向中国输出鸦片，这种新药物很快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瘾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鸦片战争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全面瓦解的情况。

在鸦片入侵的冲击下，许多中国人沉溺于此，变得游离于现实之外，丧失常人的理智和行为准则，导致社会的道德倒退和日益加剧的腐败现象。

此外，国家的政治体系也受到摧毁。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去了对外交往的话语权，大量的物资和土地被占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文化难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和壮大。

对于文化，鸦片战争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战争期间，许多中国古籍遭到毁坏，一批批具有文化价值的书籍被法国、英国等列强带走。

这些书籍代表着中国古文明的文化底蕴，每一件都经历了时间的沉积，昭示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和文化财富，无论是历史、文学、哲学和其他方面的作品，都被带走了，中国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

此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滞后，对于当时西方所推出的先进科技的介入不能够及时跟进。

这样就导致了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渐行渐远。

而西方文化又深地侵入了中国，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这种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具有很大的冲击。

总之，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它不仅导致了社会、政治的混乱和文化破坏，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颇多冲突和分歧。

鸦片战争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道伤疤，尤其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我们应该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维护自身的文化底蕴。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陈独秀和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最早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

陈独秀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都从器物（即物质文化）、制度（即制度文化）、观念（即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堪称精辟。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土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

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

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

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上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却都是制度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

“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

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最深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具有双重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先进，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上；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后，由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但是其社会形态也由封建时代步入近代社会。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以反洋教斗争为例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明代就已开始，而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则是在清中后期，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权力越来越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

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思想对外来宗教无疑有着很强的排斥性，当双方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这些冲突统称为教案。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

早先中西之间的宗教文化冲突集中表现为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崇信拜上帝教，虽然这是一种和基督教原始教义已有明显偏差，并融合了许多传统封建思想在内的宗教，但还是给中国传统的儒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明确指出洪匪“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湘军的主要目的，“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可见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心中，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就是中西文化之间在宗教方面的一场殊死搏斗。

太平天国运动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未受阻，随着《天津条约》给予西方殖民者更大的传教自主权，基督教势力开始向中国内陆渗透发展，因此，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随之愈演愈烈。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次数显著增加。

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大小教案就发生约400余起，较为重大的教案便有25起，依照其重要程度和影响力来划分，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长江流域教案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代表了反洋教斗争的三次高潮，也是整个晚晴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代表性事件。

东西方文化论战名词解释
东西方文化论战是指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进行辩论和讨论的现象。

这种论战通常涉及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艺术表现等。

在这种论战中，人们试图解释和理解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评价这些差异对世界的影响。

东方文化通常指的是亚洲文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化则是指欧洲和美洲的文化传统。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误解。

因此，东西方文化论战旨在探讨这些差异，并寻求相互理解和尊重。

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一些常见的名词包括文化相对主义、文化霸权、文化认同、文化冲突等。

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

文化霸权则指的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主导和压制，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失去多样性。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而文化冲突则是指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对立。

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论战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议题，比如宗教、政治制度、家庭观念、婚姻习俗、教育理念等。

人们在讨论这
些议题时，往往会从历史、社会、心理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总的来说，东西方文化论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话题，涉及到
多个领域和层面。

通过理性的讨论和交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
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然而双方的差异与矛盾也日益突显。

文化问题，成为了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焦点之一。

而在这场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杜亚泉教授的观点备受关注。

杜亚泉的观点杜亚泉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在东西文化交流领域也有着深厚的研究经验。

他在文化问题的争论中提出了“各有千秋”、“相互包容”、“互惠互利”等看法。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要想取长补短，就需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这种包容并不是单向的，而是要让两个文化体系都能够从中受益。

只有这样，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才能够变得更加顺畅和健康。

对杜亚泉观点的质疑然而，杜亚泉的观点也面临一些质疑和反对。

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忽略了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始终是不平等的。

他的“相互包容”和“互惠互利”的理念只会让弱势文化更加被动地接受强势文化，加剧文化之间的不平等。

还有一些人认为，杜亚泉过于强调文化差异，他不仅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人类共同的本质和共性。

他对文化差异的强调，有可能会引发种族主义和文化的歧视。

对抗质疑的回应当然，对于这些质疑和反对，杜亚泉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他表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忽视这些差异只会导致文化冲突加剧。

而相互包容和互惠互利，并不是一种单向的接受和传递，而是在双方的平等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的。

对于文化差异可能引起的歧视和冲突，杜亚泉主张通过彼此理解和尊重来解决，让文化交流真正地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纽带和共识。

结论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不仅仅发生在学术界，也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

面对文化差异和矛盾，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差异和距离，而是应该寻找文化交流的合理途径，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将文化与全球化进程相结合，推动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方文化论战》读后
感
本书是由美国科学家、宗教学者卢武铉所作，回顾儒家文化兴衰史，从中西方文化论战的视角，讨论近代士大夫在中国文化“重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直以来，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出现了许多西方文化入侵的问题，以及带来的挑战。

在这一论战中，近代士大夫的表现极其突出。

他们以儒家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中国，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

卢武铉在书中也分析了士大夫如何将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融会贯通，以及他们在西方文化传播扩散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解决当代问题，构建思想文化新蓝图。

此外，他在本书中还发表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发展前景的展望，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中如何进行创新性结合，以把握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方向。

他指出，要想持久发展，儒家文化首先要找到在道德审美、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管理中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之处，开拓出一条与时俱进的新道路。

总之，本书从研究儒家文化的复兴及其自身的发展状况出发，深入探究了近代士大夫在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角色及其202影响，以及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对我们的实践和思考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近代文化论争（一）“夷夏大防”与“师夷长技”之争1、两种不同文化观之争“夷夏大防”和“师夷长技”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士大夫阵营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观。

两种文化观都来自华夏中心主义的夷夏观，但“师夷长技”文化观的进步性表现在：它能够审时度势，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中西所处的地位，并能够有限度的承认西方的长处。

而“夷夏大防”观却无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声光化电优越的事实，较典型地表现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顽固的文化保守性。

此两种文化观的分歧和斗争在洋务运动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倭仁和李鸿章就是这两种对立文化观的代表人物。

2、“师夷”与“拒夷”之争1、京师同文馆之争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

奕 于1866年12月11日上奏朝廷，建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培养懂得“制造轮船、机器诸法”的技术人才。

招生对象从过去只限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扩大到具有科举功名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员。

这一新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清朝中央当权的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态度的一次重大变化，表明洋务派已正式采纳了“采西学”的文化政策。

这种做法，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应不应该采用西学，终于成为文化观念大辩论的公开主题。

顽固派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大加反对。

顽固派一贯视洋器、西学为邪术歪道，对设立同文馆本来就耿耿于怀，现在看到又要让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来入馆学习“夷学”，当然不能容忍。

山东道御史张盛藻上奏，指责奕 的建议是“重名利而轻气节”，如果让科甲正途人员去习西学，就会败坏“士习人心”，动摇国本。

大学士倭仁也上陈反对意见。

为了遏制顽固派掀起的反对浪潮，奕 等人也上折，再次陈述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指出倭仁散布的反对言论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

同年杨廷熙等守旧官僚继续上书反对意见，再度掀起波澜。

杨廷熙的奏折还对总理衙门进行抨击，直接涉及清朝最高统治者。

清廷发布上谕，以严厉的语气申饬了杨廷熙，并连带责备了倭仁之非，而对奕 一派不得不来一番好言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