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而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无疑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体制保障。
那么,如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的跨越呢？笔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黄泰岩教授。
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在宏观层面上,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
只有通过“三化”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组件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政策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得以建立和完善。
农民市民化所谓农民市民化,是指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实现身份的改变,既包括农民向市民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也包括农民意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一本质的转变。
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但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必须以在城市就业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融入城市文明。
在我国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就要求伴随着产业向城市的集聚。
产业大量集聚,一方面可以把在其中就业的农民直接带入城市,实现离土又离乡;另一方面又可以延长产业链,从而产生对相关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比如乡镇企
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如果能够把产业的升级、集聚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就可以推进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打通城市化的通道。
黄泰岩认为,农民市民化与产业向城市集聚过程的统一,是我国城市化的理想过程。
但当二者无法实现统一时,农民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先于产业的集聚而进入城市？这首先涉及到平等就业制度的构建问题,即构建给予农民进城就业的平等权力的制度。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通道可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来完成,但在我国却被户籍制度无情切断。
原有的就业制度对农民是不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农民的歧视。
这首先要求放弃作为“城市人”的优越论和让城市居民优先就业的观念。
我们的政策、法规在制度安排上,不能再为保证城市居民就业而对农民进行歧视,要赋予城市居民和农民平等的人权,包括拥有平等的就业权、生存权,要让农民有权力自由迁移。
农民市民化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可以填补简单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二是给城市居民进一步学习、接受教育以提升自己素质的压力;三是农民的进城压低工资水平,保证了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维持较高利润来推进、完成我国工业化过程。
但同时,农民市民化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有人担心,在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和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后,我国农村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就会大规模流向城市,可能会加重城市中原来就已严重的失业问题。
黄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
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大高于农民的生活成本,因此城市居民对工资的要求要比农民对工资的要求高,如果一项工作所能提供的工资不够维持
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那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而农民可以做。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将小于预期。
黄教授还认为,即使是农民市民化真的引起“新的城市病”并加重失业问题,那也可能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走出以往认识上的误区,不能因为有成本就放弃。
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考虑如何吸收国内外的经验降低成本,而不是不付成本地获取,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农业工业化所谓农业工业化,是指以工业的生产方式来改变农业生产,即将农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落后的农耕方式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
农业的工业化在我国也被称作农业产业化。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农业工业化要涉及土地流转,即需要一种制度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作为一种股权入股,形成“股田制”或农场,实现土地的规模集中,从而为实现机械化、现代化打下基础。
在具体经营方式上,交由能人去经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来完成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造,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体化,城乡走向一体化。
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过多的农民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因此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就必须以农民市民化为前提条件,即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
一些仍然滞留在农村的农民大部分变成农场里的工人。
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可以实现按劳分配和按股分配的结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可靠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获得收入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
从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产前、产后来看,农业工业化要涉及产前、产后服务专业化、产业化。
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中,农民被假想为“万能的”,既要管产前的种子、化肥的选购,又要负责生产,更要直接去进行产品销售。
但在实践中,农民只是在生产中占有优势。
因此,在农业的工业化过程中,产前、产后的问题要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流通的工业化方式,交由“合作社”去解决。
如在种子、化肥等的提供上,由“流通合作社”统一向农民提供,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保证了生产资料特别是种子的质量。
在产品的销售方面也由“合作社”来统一经营,从而提升了“集体农民”（合作社）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并最终提升销售产品的能力。
山东省的寿光和国外的一些案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黄泰岩认为,可以通过农业工业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引入股份制,引入现代流通的方式和运用协作、分工来完成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从而实现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
农村城市（镇）化所谓农村城市（镇）化,是指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即由原来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
这是建立在农民市民化和农业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
农民市民化以后,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中的相对人口减少。
在此基础上,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也就是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分工、协作关系的引入,农村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农业工业化,由此带来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服务业的需求也随之产生,最终实现农村的城市（镇）化。
因此,即使农民仍然留在农村,但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也就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而是变成了农业工人,从而达到身份性质的改变。
农村城市（镇）化了,城乡一体化也就随之实现,即在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居民身份三个方面实现了一体化;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巨大鸿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就不复存在。
谈到“三化”的关系,黄教授认为,“三化”表现为一个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交融的关系,农民市民化则是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的前提和基础。
宏观政策一体化通过农业工业化,在生产方式上将股份制、分工协作制引入到农业经营中,农业从生产到流通（供、销）都按照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要求进行改造,形成城乡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在企业制度层面上同城市接轨。
通过农村城市（镇）化,通过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在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分割的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
随着“三化”的推进,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随之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对商品、服务业的需求也会大大改变,最终将完全改变市场的分割,形成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一体化。
但这还只是在微观层面上的努力。
黄泰岩认为,我们还必须在宏观层面上,实现宏观政策的一体化。
黄教授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是在市民和农民之间建立平等的制度,保证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力,如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构建等;二是物质基础方面,加大对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支出和投入的力度;三是宏观政策的重点要逐渐转移,亦即从前一轮的重点在城市,转移到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在教育、基础设施、电力等诸多方面。
黄教授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的是通过“三化”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组件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政策走向城乡一
体化。
